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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五十八)  【给定资料】   2012年5月,当大多数初三学生正在紧张备战中考,为升入重点中学而努力拼搏的时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却不用参加中考已获升学。他们当中的190人已经收到綦江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余学生可直接报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近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课程改革,退出中考“联招”之后,将重点中学的招生指标都分派到各初中学校,采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来确定指标到校生。在扶欢中学,提前三年就将升学指标下达到学校,毕业时不举行中考,学生们不再为升学发愁。   学生们的考核和评价分散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标志性成果被进行量化考核,量化成分数的项目包括:体育技能、艺术审美、科技创新、劳动成果、合作学习这5个方面的总分。   古爱华说,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校也就能大起胆子搞素质教育,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在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爱好并成为特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一定要改革过去单纯以分数决定升学的模式,才能改变应试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对綦江县的这一尝试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除了学生的成绩,还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身心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实践经历、学习兴趣、学业水平等作为评价学校育人质量的基本内容,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价考核学校的做法。   周旭表示,从2012年起,将在全市推广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并逐年扩大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中的权重,让中考模式多元化,逐渐取消统一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让中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独木桥。   【问题】   假如你是教育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为政府网站写一篇短文,向社会介绍扶欢中学的素质教育开展情况,宣传并倡导素质教育理念,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二十八)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二十四)  【给定资料】   1.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去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周和平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要抓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2.梓潼作为较为典型的丘区农业县,由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很多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能充分建立,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该县文化馆现有活动场地不足500平方米,与国家规定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该县文化馆观基本没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需的各类设施设备。比如:音响、乐器、服装、灯光、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在开展活动全靠一双手,一张嘴,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近年来,该县虽然逐步加强了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存在着较大困难,历史遗留下来的乡(镇)文化站人员的问题、阵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某县大部分乡镇无一所图书馆和书店,也无图书报刊,更无钱订阅图书报纸杂志。仅有的一所县图书馆,近l0年来新书购进很少,藏书量普遍不高,现藏6.8万册,而且多为旧书,利用价值不高。全县累计发放借书证数只有1454个,图书流通人次为1.4万人次。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之中,全馆无计算机等设备,无法提供电子网络信息服务。据对百户农民的调查,2004年农民每年用于订书报刊物人均24元,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书籍费,农民对书报刊物的投入非常有限。   某县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仅仅是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很少下村辅导。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上目前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参与活动不够,对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3.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乡各级财政财力有限。2004年县财政收入完成23616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l9053万元;财政支出是23476万元;从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体现在县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支出结构不合理,可用财力少。县财政拨入文化部门l31万元,占县财政支出的0.56%,连1%都不到,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县里只能采取“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改革”的措施来维持全县的运转和社会稳定,故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严重“贫血”。   该县现有的25个乡镇文化站中,共有人员31人。财政拨款收入为31.9万元,支出也为31.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0.7万元,公用支出1.2万元。经费仅仅是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业务经费缺乏,人均每月才35元,根本谈不上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县文化局一年的业务经费预算6万元,平均每月才0.5万元,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全县25个乡镇广播电视站中,共有人员31人,实际在岗29人。纳入县财政预算的有2人,其余的主要是“以网养人”,每户每月仅收l0元,仅仅保住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4.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已突破“狭义”的文化范畴,延伸到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联系协调不够,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政,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对农民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不能集中开展,公益性文化的职能不同程度受到削弱。   如今在一些农村,每到冬闲时节,由于缺乏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许多农民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看一些低俗的色情表演。有记者去一个著名旅游地采访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结果发现,该村的文化站里有十几桌人在打麻将,原本进行皮影表演的房间,已被外地来的“劲爆现代歌舞团”租用。记者晚间观看了这个歌舞团的表演,发现所谓“劲爆”与“现代”,无非是一些年轻女子,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把自己脱得近乎全裸,疯狂地扭动肢体而已。记者问一个观看表演的年轻村民:“这个村以前出了不少民间歌手,经常有赛歌会,皮影戏也很有名,那是多好的传统啊,这里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低级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村民说:“那些东西好是好,谁不知道好?可现在有哪个要听要看?没人听没人看,好又有什么用!我爷爷就是皮影高手,现在连他自己都天天打麻将、不再提皮影了。”   5.传统戏剧凋零,电影院门可罗雀,文化站名存实亡。近日记者在河南、安徽、山西等省农村采访时看到的这些现象,令人痛心。   据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县乡电影院每年从省电影公司购买拷贝保持在3000部左右,农村每年放映电影20多万场。而2003年至2004年,两年购买拷贝仅200部左右,放映场次也下降到现在的约5000场。这位人士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已经瘫痪。”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痛惜地说,在山西各地,过去是“城镇有戏馆,寺庙有戏楼,村村有戏台”,老百姓“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如今,艺人少了,戏台毁了,许多戏剧也渐渐地被历史尘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三分之二的剧种和曲种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农村文化建设也令人十分担忧。江都市周西镇退休干部老田说:“10多年前,江都市农村乡乡有文化站,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全是农民,一到农闲或春节期间就免费为农民演出当地传统戏剧,深受农民喜爱。”而说到现在,老田则颇感无奈。他带记者来到他所在的楼庄村,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空空当当,啥也没有,飞来飞去的麻雀成了“主人”。老田说,10多年没有演出了,大礼堂也失去了作用。   在晋、豫、皖农村,记者看到不少露天演出场所,在那儿表演的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农闲时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以至赌博成风。   6.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托克托县等地农村,记者发现在家种地的农民目前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晒暖,夏天歇凉”的日子。   据苏主任介绍,因无处消遣,当地农民们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少村子都有赌博点,麻将、押宝、推牌九……花样繁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在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的抓赌活动中,一些被抓的农民被查处后很不服气,甚至还不满地说:“连牌都不让打,那让我们干吗去?”   封建迷信在偏远地区农村也日趋猖獗。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却建得很漂亮,里面供奉着“五道将军”、“龙王爷”、“孤魂”、“河神爷”等神位,有些长年摆着供品,附近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去拜祭。   与此同时,对“电视进了村,节目不姓农”等问题,农民反映也比较大。一些农民甚至说:“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是新闻让地区领导露脸,广告让人们瞪眼,电视剧就那么几张脸,露胳膊露胸,有甚好看的?”   为解决农村电视节目少的问题,托克托县在2005年为农民安装了有线电视,结果因线路不好,只能收几个台,农民非常失望。一些村民添置了影碟机,但是片源有限,大多是武打、枪战等影片,符合农民口味的题材非常少。   一些干部担忧地说,正是瞅着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匮乏,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眼下农民每年的大型娱乐活动就是春节前后集资请戏班子唱戏、办庙会,凑在一起乐乐,其余的时间都枯燥乏味。此外,“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小,内容不活,时间短,有些还走过场,很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7.最近,投资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于开支巨大而让经营者有苦难言,外观保洁一次就得4万余元,而每天维护费高达9万元,投资过亿的冰上舞台由于启用价格昂贵,去年仅使用一次。这样豪华高贵的艺术中心、剧院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成为一道令人尴尬而痛心的“艺术风景”。   既然名为公共文化设施,就得立足于为公众服务,其性质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不配称为公共文化设施,干脆就叫富豪文化设施得了。就以东方艺术中心为例,一套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投资高得惊人不说,单是其对环境要求之高就够吓人的。需要整个音乐厅24小时的恒温、恒湿,光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这类西洋乐器国人大多无缘见识,一般的普通大众更是闻所未闻,很显然,其配置的动机就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而是专为少部分精英阶层准备的。上海全市50%的县级文化馆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仅占总数的18.8%,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平均面积还不到50平方米(2006年9月1日国家文化部),咱还得提醒一句:城市居民需要好的文化设施,农村居民、离土农民和外来人口等也需要文化设施,在预算文化设施经费时,请给他们多预留一点吧。   8.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乃至部分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思维上将其当成升迁的“跳板”,老百姓的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们对建设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具有雄心壮志。如某省提出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二十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四万余个。理由是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还有的地方由于利益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变成大拆大建和残酷的征地运动,大建村级文化广场、农民小公园、农村篮球场和信息化服务等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建设决非都要“拆旧建新”。大拆大建,非但会使各类传统的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会丧失农村特有的风貌,切断农村的传统文脉,阻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9.近年来,作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文化部2004年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调查,仅浙江嵊州一地,就有民间剧团100个左右;福建省泉州市有高甲戏、木偶戏、歌舞等民间职业剧团168个,还有数量众多的乐队、民间舞蹈队、家庭文艺队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每年排演的剧目达5000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可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认可、创造票房收入的却没有几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院团还沿袭以前依赖政府生存、为评奖而演出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一些投资巨大、场面豪华的“政绩剧”,不是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所以也往往难免评奖完毕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命运,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团体的生存问题。   10.早就听说德庆农村公共文化开展得好,昨天,借着全市召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场会的机会,记者参观了几个德庆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村,亲身体验到了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风貌。   “怡乐居”:农民自己的“文化天地”德庆凤村镇新生村的“怡乐居”,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幢半旧的平房,里面却“别有洞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整齐地排列着电视、电脑、报纸以及象棋等文体娱乐设施,俨然一个多功能活动室。现在,“怡乐居”不仅有不少娱乐设施,而且有图书近500册,杂志200多册、订阅报纸3份,成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自我教育提高的文化宣传阵地。   古祠堂焕发新活力:有着540多年历史的凤岗镇大村村仍保存着“弼唐书室”、“清任书室”等极具文化气息的祠堂。在“清任书室”内,三面墙上悬挂的红色巨幅“百家姓”吸引人们的眼光。“我们这里现在不仅是古祠堂,还是‘中国姓氏文化展览馆’呢!”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革命历史专栏,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清任书室”作为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这里的古祠堂如今已经成为传承历史和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阵地了!”一位参观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再往里走,悦耳的乐器声传来。原来,是这里的村民在表演粤剧。数十位村民正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一对男女的表演。“怎么样,够专业吧?表演的可都是本村人哦。”一位小伙子介绍说,“大村曲艺队成立4年了,有固定演员30人,都是该村的曲艺爱好者。”   11.在河南省兰考县,记者看到的现象令人鼓舞。深受农民欢迎的贺村合作社,除拥有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种植棉花协会等五六个农民互助组织外,还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合作社负责人王德显告诉记者,当初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我们试着搞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没想到一下子就吸引了50多名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参加。   村里有什么喜事,宣传队马上就组织节目,义务演出。有唱戏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非常热闹。宣传队队长侯玉敏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原来有头疼的毛病,晚上睡不着觉,现在白天文娱活动多了,一到晚上就能睡好觉,头也不疼了。   村支部书记张树利说,宣传队还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工作的问题。比如村里发动村民搞沼气建设,起初群众不了解也不配合,很难推动,合作社就让宣传队自编了一个小品《讲沼气》。演员们自编、自演,就连服装、道具都自己花钱买。节目一演出,不用村里再做工作,农民就纷纷建起沼气池。目前全村707户人家已建起了100多个沼气池。   2005年春节,在贺村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里评选出l0个好媳妇,召开了精神文明表彰会。张树利说:“宣传队给村里的工作帮了大忙,现在村里家庭和睦了,干群矛盾少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   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继平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都要为农民送“文化大餐”,过去的做法是草草组建一个临时班子,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开上“大篷车”送文艺下乡。而县里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后来,县里换了一种思路:第一,取消领导致辞;第二,节目以“平民文化”为主,贴近乡土农村生活;第三,大量吸收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让农民自娱自乐,还舞台给农民,减少甚至不要专业演员。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农民积极参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看演出,场面十分火爆。   现在,兰考县不少村子建起了自己的文艺队。李继平说:“这是一支永远不会走的文艺队。当我再次走进这些村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村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家庭和睦了,村子也有人理事了。”   【问题】   假如上述给定的材料是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以“政策研究室”的名义,用不少于350字的篇幅,概括出一份“情况汇报”,以供领导审阅。   要求:归纳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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