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十八） 　　【给定资料】　　1．“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2．针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结果，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微言大义　　@剑逸：何止七成！　　@黄涟漪：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敢相信哦？可能是骗子太多的缘故，有些亲人的话都信不过，陌生人就别提了，生怕上当受骗！　　@孟波：出门在外，把陌生人都当骗子看待，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搭讪，更不会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你可以骂我冷漠甚至冷血，身为草根小人物出门讨生活我只会这样对待陌生人。　　@亚宾：一老人摔倒，不敢去扶，那是为什么，老人被救反冤枉好人是为什么？其实就是钱，看个病能把一个家拖垮，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不关我事思想，把人变成自私、拜金、不择手段……怎么去相信人？　　@刘永明：这种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对他人表示警惕和不信任是两回事。中国全民天性都是对陌生人比较警惕。随着国民智识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条件也在萎缩。诚信事件总量其实是在减少，只不过大家觉得多了，是因为现代传媒和资讯的发展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感。　　@CHINA：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价值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对外来文明影响因素的取舍。在中国，一旦提及要去相信一个人，首要反应一般是“凭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如今更是以物质多寡、声名是否显赫或金钱是否累累来作为开启人们交往和沟通的前提。　　@玉：陌生人不是不可信，只是一个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已，你诚心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待你，相信还是好人多的。现在的世界应该多宣扬正能量，感化堕落的心！　　@卢锡超：任重而道远，独善其身吧。　　@张志刚：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　　3．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意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今年2月14日，郑渊洁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发微博讲述一女孩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家长告诉小心被讹。　　郑渊洁在2月14日发出的微博原文是——“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截至15日中午已有1万多条转发和5千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在这条微博下面评论，有认为女孩母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从此女孩的爱心被抹杀，又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诞生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老人家属在场情况下，老人家需要陌生的未成年人的帮助，纯属家属监管不力，不负责任；在得到未成年热情帮助下还被家属兼成年童话作家拿到网上说事，纯属没事找事。”　　原央视主持人赵忠祥15日上午转发并评论了郑渊洁这条热门微博，不过他并没有批评女孩家长“内心阴暗”，而是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我的天，是你照片重要还是老人安全重要，这样博文也好意思发表！”　　4．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两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陌生人社会”，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他这样表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国内社会学家也认为，“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已是无法阻止的潮流趋势。　　在“陌生人社会”，必要的风险意识是生存所必需，就像游泳之前要做准备活动一样。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绝不能变成冷漠的社会。而风险意识，也不应异化成过度警惕。“过度设防”的严重后果，就是侵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和谐，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　　在“陌生人社会”，如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道新的社会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至。惟有通过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及重建社区人际关系等努力，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　　5．诚信，是相互的，不仅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还有陌生人对你的相信。近日，A市一媒体记者走上街头进行诚信调查。记者把诚信交给陌生人，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信任。　　在街头，记者向30名市民寻求帮助。　　“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厕所，你能帮我看下包吗？”面对记者这样的求助，30名市民中仅有8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记者，超过七成的市民不相信记者的“诚信”。　　在他们眼中，记者的“诚信”似乎成为了一个“麻烦”。　　还有很多市民虽没有帮助记者看包，但是都建议记者寻找行李寄存处。　　“万一你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挺想帮助你的。”一名青年说。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记者请教了某大学教授王春勇。她认为，记者送出“诚信”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相信和帮助，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社会原因讲，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对人们心理产生影响；从教育的角度讲，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主，凡事都会考虑自己多一些，常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营造相互帮助的社会氛围，提倡诚信待人。这种客观环境会影响个人意识。其次是培养乐于助人的意识，经常帮别人，等你需要帮助时，别人才有可能帮助你，诚信确实是相互的。”王教授说。　　6．在早已完成社会转型的美国，现在的社会信任度怎么样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苑璐说，美国人对陌生人似乎不设防线。　　苑璐：美国人对陌生人基本上都很友好，包括借电话、问路、借零钱，都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障碍。我有同学电话丢了，在路上随手抓一个美国人借电话都没有问题。包括有时候去自动售卖机时没有零钱了，周围其他人借给你一两块或几美金，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不奢求你还，这方面的信任度是有的。一次，我逛到下午两点，饿了找饭吃，看到一家小而精致的快餐店，就进去了。里面的顾客还挺多，排队点餐的也不少。我选了一个套餐，它可以送一支罐装的饮料。拿到热乎乎刚出炉的套餐，在餐馆门口的收银台交了款之后，收银员告诉我，在餐馆里面的饮料冷藏柜里自己拿一罐饮料。我来到餐馆深处的饮料冷藏柜前，发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有比较贵的玻璃瓶饮料，也有便宜的罐装饮料，还有各种啤酒等，品种非常丰富。大家都在这里自取饮料，旁边没有服务员看管。大家拿了之后，或在餐馆里用餐，或走出餐馆到别的地方吃。我看见所有人都很自觉地只拿罐装饮料。我特意看了看收银台，那里离饮料冷藏柜比较远，而且有很多顾客在收银台交款，收银员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照看饮料冷藏柜，或者是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照看饮料冷藏柜。　　全球华语广播网日本观察员黄学清：日本是个相对安全的社会，一切都很有秩序，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也很和善，所以很多到日本旅行的外国人都比较喜欢日本，不需要太多的戒备心，玩到深夜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日本的网站上，购物都是先付款，店铺和个人在收到汇款以后再发货，人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支付方式，因为极少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雅虎的竞拍上也曾经推出过类似支付宝那种先拿到商品再将货款转给买主的服务，但很少有人使用。　　日本看似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可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7%的人认为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而日本只有26%。日本是依靠相互监督和执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的，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会受不了周围的目光，如果不帮助或协助别人，自己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如果说日本是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人人自律的社会。　　7．某网站以“如何提高社会信任度”为话题，组织了一次讨论。　　网友Alex：“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和鼓励，让坚持诚信者不吃亏；另一方面，对不诚信者，则应加强惩罚力度，通过曝光、行政处罚，甚至法律追责等手段，使社会成员和机构无事不信，无时不信。　　网友feifei：要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特别是关注社会负面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能量。而消解负面情绪要依靠对正面情绪的激励，并逐步建立起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　　网友spring：对于社会不信任问题，绝不能总将板子打在社会制度上，还必须得从社会成员自身找原因。其中，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共道德和责任感，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每一个国人都痛恨腐败，且深知社会不公的危害，但在具体情况面前，又都渴望得到特权的照顾，希望凌驾于公平公正之上。殊不知，社会不信任、社会公德和法律尊严被践踏，就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人人都指望“我可以骗你，你不可以骗我”这种自私狭隘的思想造成的。因此，自省和反思，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　　网友冬之花：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对其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的滥用，一旦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得到加强。　　网友petter：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8．在机场委托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将一本护照带给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人，你能放心这么做吗？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的吕小姐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吕小姐正在上海的机场准备返京，被一名陌生中年男子叫住，“说女儿在北京，隔天要出境出差，却把证件落在家里，快递已经来不及，他本想自己亲自飞过去送，机票昂贵，恳请托付我带过去。”　　听到这个委托，吕小姐“几乎是受宠若惊地应承下来”，“和女孩通了话，下飞机就送去给她，就为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这件事被发到微博之后，短短一小时，就被网友转发3万多次，评论高达7千多条。这种陌生人间的信任感动了无数网友。新浪网友“杨婷婷”说：“有点感动！泪花都出来了。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实在美好！”腾讯网友“向晚”感慨，犹如一缕清新的风穿过雾霾的天空。　　也有网友开始反思，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信任危机”。一名新浪网友说：“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不是寻常小事吗？如今却被如此追捧，是不是因为太稀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陌生人的微笑与搭讪变得戒备森严，时时教育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一名新华网网友提出疑问，“要重建一份坦诚松弛、温暖相助的社会氛围，还需等待多久？又该从何做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11月的一项调查也许能给出答案。调查显示，91.0%的人承认陌生人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很普遍。但依然有86.7%的人愿意向陌生人传递善意。61.7%的人表示，自己传递善意就能“唤醒更多人的善意”。　　“被陌生人信任就是一种福气，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福气。在当下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我愿意从我做起，把这种福气传递下去。”一名新浪网友留言。　　9．信任度的下降，是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企业来讲，信任度下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侵犯商标专用权、生产经营劣质产品、合同欺诈、虚假承诺、有约不遵、乱收费、相互拖欠赖账、三角债等等。　　信任度的下降危害极大。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企业自身的不诚信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蓄意逃废银行债务，导致银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贷款采取谨慎、回避的不积极态度。长期如此，企业融资当然是难上加难。另外，现在不少人都在谈论仇富心理，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少数企业为富不仁、不守诚信、唯利是图，漠视农民工切身利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矛盾激化，引发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事件，使企业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诚信缺失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信任度的下降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增大，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企业信任度的下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诚实守信是贷款的基础，是经营发展的基础，如果最基本的诚信关系都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企业诚信缺失制约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诚信缺失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在一些企业，不守诚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犯罪和滋生种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内外串通、吃里扒外的恶意经营都被不守诚信掩盖了。　　10．去年底，连续的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政府风雪中为在国道上滞留的大货车司机免费送饭，部分司机怕受骗不敢接受。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所以我们还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真希望司机师傅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为我们节省出时间自救。”　　在人们谴责道德滑坡、期盼爱心回归的时下，各级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发挥其良币驱逐劣币、引领社会风尚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对于被阻隔于风雪路的司机而言，每一份盒饭都是一颗滚烫的心、一片真挚的情、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份温暖的关怀。司机王师傅为此感叹：“我做梦也想不到滞留在这里，还有人送吃的，居然一分钱也不收，首都人民真好啊！”　　不过，在雪中送炭成为风雪路程主色调的同时，也不乏值得关注与反思的小插曲。部分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使得送温暖的同志还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究其原因，不仅基于他们对“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常识性认知，更缘于其心悸上当的惯性戒备。其实，这份过度敏感并非多此一虑。就在京藏高速上，的确曾发生了个别村民将一袋方便面卖至20元的情况。也许他们可以在为滞留司机送餐服务中获得适当利润，但乘人之危的卖高价难言正义。由是观之，政府的雪中送炭更显得意义不凡。政府多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社会就少一份“趁火打劫”的暴利。而让人们消释疑虑的治本良方便是社会爱心善举的常态化。　　【问题】　　从给定资料出发，结合实际，以“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正能量’”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紧紧依靠给定资料，角度新颖，主题正确、集中；　　（2）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准确、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 （二十六）　　【给定资料】 　　2013年1月15日下午，在湖南省×县S镇B小学，一名男子翻过围墙进入校园，手持凶器将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刺倒在血泊中。校长杨某听到师生的呼救声，立即奔赴操场，安排把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奋不顾身追赶行凶歹徒，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以身殉职。 　　据介绍，杨校长1980年参加教育工作。从教30多年来，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师”。2006年担任校长后，他更是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视教育为自己事业的全部，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全部。 　　1月17日，教育部作出决定，追授杨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向杨校长学习。 　　中国教育部官方报纸评论员文章称，杨老师践行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是继“最美女教师”之后的教师楷模，令人由衷感佩。 　　【问题】 　　假定你是X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在当地报纸上为杨校长写一篇宣传稿。 　　要求：表示哀悼，介绍事迹，勉励后人，400～500字。

问答题 （三十五）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1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网络。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11.28万名，其中90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为移动用户免费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做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用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问题】 　　“给定资料7”中提到“南昌精神”，请你结合“给定资料”，以“弘扬南昌精神”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思想深刻，观点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十六）　　【给定资料】 　　1．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去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周和平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要抓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2．梓潼作为较为典型的丘区农业县，由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很多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能充分建立，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该县文化馆现有活动场地不足500平方米，与国家规定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该县文化馆观基本没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需的各类设施设备。比如：音响、乐器、服装、灯光、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在开展活动全靠一双手，一张嘴，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近年来，该县虽然逐步加强了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存在着较大困难，历史遗留下来的乡（镇）文化站人员的问题、阵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某县大部分乡镇无一所图书馆和书店，也无图书报刊，更无钱订阅图书报纸杂志。仅有的一所县图书馆，近l0年来新书购进很少，藏书量普遍不高，现藏6.8万册，而且多为旧书，利用价值不高。全县累计发放借书证数只有1454个，图书流通人次为1.4万人次。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之中，全馆无计算机等设备，无法提供电子网络信息服务。据对百户农民的调查，2004年农民每年用于订书报刊物人均24元，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书籍费，农民对书报刊物的投入非常有限。 　　某县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仅仅是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很少下村辅导。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上目前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参与活动不够，对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3．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乡各级财政财力有限。2004年县财政收入完成23616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l9053万元；财政支出是23476万元；从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体现在县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支出结构不合理，可用财力少。县财政拨入文化部门l31万元，占县财政支出的0.56%，连1%都不到，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县里只能采取“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改革”的措施来维持全县的运转和社会稳定，故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严重“贫血”。 　　该县现有的25个乡镇文化站中，共有人员31人。财政拨款收入为31.9万元，支出也为31.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0.7万元，公用支出1.2万元。经费仅仅是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业务经费缺乏，人均每月才35元，根本谈不上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县文化局一年的业务经费预算6万元，平均每月才0.5万元，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全县25个乡镇广播电视站中，共有人员31人，实际在岗29人。纳入县财政预算的有2人，其余的主要是“以网养人”，每户每月仅收l0元，仅仅保住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4．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已突破“狭义”的文化范畴，延伸到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联系协调不够，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政，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对农民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不能集中开展，公益性文化的职能不同程度受到削弱。 　　如今在一些农村，每到冬闲时节，由于缺乏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许多农民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看一些低俗的色情表演。有记者去一个著名旅游地采访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结果发现，该村的文化站里有十几桌人在打麻将，原本进行皮影表演的房间，已被外地来的“劲爆现代歌舞团”租用。记者晚间观看了这个歌舞团的表演，发现所谓“劲爆”与“现代”，无非是一些年轻女子，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把自己脱得近乎全裸，疯狂地扭动肢体而已。记者问一个观看表演的年轻村民：“这个村以前出了不少民间歌手，经常有赛歌会，皮影戏也很有名，那是多好的传统啊，这里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低级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村民说：“那些东西好是好，谁不知道好？可现在有哪个要听要看？没人听没人看，好又有什么用！我爷爷就是皮影高手，现在连他自己都天天打麻将、不再提皮影了。” 　　5．传统戏剧凋零，电影院门可罗雀，文化站名存实亡。近日记者在河南、安徽、山西等省农村采访时看到的这些现象，令人痛心。 　　据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县乡电影院每年从省电影公司购买拷贝保持在3000部左右，农村每年放映电影20多万场。而2003年至2004年，两年购买拷贝仅200部左右，放映场次也下降到现在的约5000场。这位人士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已经瘫痪。”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痛惜地说，在山西各地，过去是“城镇有戏馆，寺庙有戏楼，村村有戏台”，老百姓“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如今，艺人少了，戏台毁了，许多戏剧也渐渐地被历史尘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三分之二的剧种和曲种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农村文化建设也令人十分担忧。江都市周西镇退休干部老田说：“10多年前，江都市农村乡乡有文化站，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全是农民，一到农闲或春节期间就免费为农民演出当地传统戏剧，深受农民喜爱。”而说到现在，老田则颇感无奈。他带记者来到他所在的楼庄村，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空空当当，啥也没有，飞来飞去的麻雀成了“主人”。老田说，10多年没有演出了，大礼堂也失去了作用。 　　在晋、豫、皖农村，记者看到不少露天演出场所，在那儿表演的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农闲时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以至赌博成风。 　　6．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托克托县等地农村，记者发现在家种地的农民目前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晒暖，夏天歇凉”的日子。 　　据苏主任介绍，因无处消遣，当地农民们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少村子都有赌博点，麻将、押宝、推牌九……花样繁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在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的抓赌活动中，一些被抓的农民被查处后很不服气，甚至还不满地说：“连牌都不让打，那让我们干吗去？” 　　封建迷信在偏远地区农村也日趋猖獗。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却建得很漂亮，里面供奉着“五道将军”、“龙王爷”、“孤魂”、“河神爷”等神位，有些长年摆着供品，附近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去拜祭。 　　与此同时，对“电视进了村，节目不姓农”等问题，农民反映也比较大。一些农民甚至说：“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是新闻让地区领导露脸，广告让人们瞪眼，电视剧就那么几张脸，露胳膊露胸，有甚好看的？” 　　为解决农村电视节目少的问题，托克托县在2005年为农民安装了有线电视，结果因线路不好，只能收几个台，农民非常失望。一些村民添置了影碟机，但是片源有限，大多是武打、枪战等影片，符合农民口味的题材非常少。 　　一些干部担忧地说，正是瞅着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匮乏，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眼下农民每年的大型娱乐活动就是春节前后集资请戏班子唱戏、办庙会，凑在一起乐乐，其余的时间都枯燥乏味。此外，“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小，内容不活，时间短，有些还走过场，很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7．最近，投资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于开支巨大而让经营者有苦难言，外观保洁一次就得4万余元，而每天维护费高达9万元，投资过亿的冰上舞台由于启用价格昂贵，去年仅使用一次。这样豪华高贵的艺术中心、剧院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成为一道令人尴尬而痛心的“艺术风景”。 　　既然名为公共文化设施，就得立足于为公众服务，其性质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不配称为公共文化设施，干脆就叫富豪文化设施得了。就以东方艺术中心为例，一套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投资高得惊人不说，单是其对环境要求之高就够吓人的。需要整个音乐厅24小时的恒温、恒湿，光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这类西洋乐器国人大多无缘见识，一般的普通大众更是闻所未闻，很显然，其配置的动机就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而是专为少部分精英阶层准备的。上海全市50%的县级文化馆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仅占总数的l8.8%，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平均面积还不到50平方米（2006年9月1日国家文化部），咱还得提醒一句：城市居民需要好的文化设施，农村居民、离土农民和外来人口等也需要文化设施，在预算文化设施经费时，请给他们多预留一点吧。 　　8．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乃至部分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思维上将其当成升迁的“跳板”，老百姓的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们对建设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具有雄心壮志。如某省提出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二十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四万余个。理由是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还有的地方由于利益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变成大拆大建和残酷的征地运动，大建村级文化广场、农民小公园、农村篮球场和信息化服务等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建设决非都要“拆旧建新”。大拆大建，非但会使各类传统的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会丧失农村特有的风貌，切断农村的传统文脉，阻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9．近年来，作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文化部2004年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调查，仅浙江嵊州一地，就有民间剧团100-个左右；福建省泉州市有高甲戏、木偶戏、歌舞等民间职业剧团168个，还有数量众多的乐队、民间舞蹈队、家庭文艺队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每年排演的剧目达5000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可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认可、创造票房收入的却没有几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院团还沿袭以前依赖政府生存、为评奖而演出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一些投资巨大、场面豪华的“政绩剧”，不是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所以也往往难免评奖完毕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命运，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团体的生存问题。 　　10．早就听说德庆农村公共文化开展得好，昨天，借着全市召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场会的机会，记者参观了几个德庆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村，亲身体验到了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风貌。 　　“怡乐居”：农民自己的“文化天地”德庆凤村镇新生村的“怡乐居”，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幢半旧的平房，里面却“别有洞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整齐地排列着电视、电脑、报纸以及象棋等文体娱乐设施，俨然一个多功能活动室。现在，“怡乐居”不仅有不少娱乐设施，而且有图书近500册，杂志200多册、订阅报纸3份，成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自我教育提高的文化宣传阵地。 　　古祠堂焕发新活力：有着540多年历史的凤岗镇大村村仍保存着“弼唐书室”、“清任书室”等极具文化气息的祠堂。在“清任书室”内，三面墙上悬挂的红色巨幅“百家姓”吸引人们的眼光。“我们这里现在不仅是古祠堂，还是‘中国姓氏文化展览馆’呢！”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革命历史专栏，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清任书室”作为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这里的古祠堂如今已经成为传承历史和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阵地了！”一位参观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再往里走，悦耳的乐器声传来。原来，是这里的村民在表演粤剧。数十位村民正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一对男女的表演。“怎么样，够专业吧？表演的可都是本村人哦。”一位小伙子介绍说，“大村曲艺队成立4年了，有固定演员30人，都是该村的曲艺爱好者。” 　　11．在河南省兰考县，记者看到的现象令人鼓舞。深受农民欢迎的贺村合作社，除拥有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种植棉花协会等五六个农民互助组织外，还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合作社负责人王德显告诉记者，当初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我们试着搞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没想到一下子就吸引了50多名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参加。 　　村里有什么喜事，宣传队马上就组织节目，义务演出。有唱戏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非常热闹。宣传队队长侯玉敏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原来有头疼的毛病，晚上睡不着觉，现在白天文娱活动多了，一到晚上就能睡好觉，头也不疼了。 　　村支部书记张树利说，宣传队还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工作的问题。比如村里发动村民搞沼气建设，起初群众不了解也不配合，很难推动，合作社就让宣传队自编了一个小品《讲沼气》。演员们自编、自演，就连服装、道具都自己花钱买。节目一演出，不用村里再做工作，农民就纷纷建起沼气池。目前全村707户人家已建起了100多个沼气池。 　　2005年春节，在贺村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里评选出l0个好媳妇，召开了精神文明表彰会。张树利说：“宣传队给村里的工作帮了大忙，现在村里家庭和睦了，干群矛盾少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 　　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继平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都要为农民送“文化大餐”，过去的做法是草草组建一个临时班子，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开上“大篷车”送文艺下乡。而县里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后来，县里换了一种思路：第一，取消领导致辞；第二，节目以“平民文化”为主，贴近乡土农村生活；第三，大量吸收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让农民自娱自乐，还舞台给农民，减少甚至不要专业演员。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农民积极参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看演出，场面十分火爆。 　　现在，兰考县不少村子建起了自己的文艺队。李继平说：“这是一支永远不会走的文艺队。当我再次走进这些村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村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家庭和睦了，村子也有人理事了。” 　　【问题】 　　假如上述给定的材料是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以“政策研究室”的名义，用不少于350字的篇幅，概括出一份“情况汇报”，以供领导审阅。 　　要求：归纳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2．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了。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简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3．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青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借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4．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5．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入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格，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外，对火腿、黄酒、茶叶、蜂蜜、食用植物油等5类浙江传统特色食品，将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6．“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在杭州秀丽的吴山背麓，坐落着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手创办的胡庆余堂。是什么让胡庆余堂历经三个世纪成就百年老店？是“戒欺”、“真不二价”等经商理念在撑门立户。胡庆余堂的门楼上至今还悬挂着创始人胡雪岩亲笔所题的“戒欺”匾额，国药号大厅至今还悬挂着“真不二价”的横匾。在胡庆余堂的天井里有只大铜鼎，当时设立大铜鼎的用途是，如果有顾客因其一味药质量不好，要求退换，循店规验证属实，当班伙计就会把整包药扔入鼎内毁弃。一直以来，那只大铜鼎是胡庆余堂人心中质量至上的一根鞭子，一杆秤。　　1947年，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厂做推销员，因为他勤劳、创新和业绩突出，很快就当上了部门经理，两年后成为总经理。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用省吃俭用积下的7000美金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塑胶厂蒸蒸日上，生产迅猛发展，这刺激了李嘉诚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的弱点，造成他一味追求产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品质。因此，创业不久，长江塑胶厂遭到重大挫折，客户要求退货，银行催讨贷款。李嘉诚深为自己的盲目冒进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他决定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李嘉诚的第一招是“负荆拜访”员工、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请求原谅，并保证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第二招是立即将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分门别类，选好汰劣，然后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较快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决燃眉之急。第三招是利用缓冲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到1955年，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使李嘉诚由一个余勇可贾、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形成了李嘉诚的生意经：做生意要以诚待人，不能投机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　　7．刘洪安，今年32岁，身高1.8米，由于患有风湿病，背有些驼。从2009年开始，每天早上，刘洪安都准时出现在保定市高开区银杏路，在他的早点摊前炸油条、卖豆腐脑。2012年春节过后，刘洪安在油条摊上贴了标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炸油条的时侯，他每天坚持用新油，不用复炸油，为此每天要倒掉十几元钱的剩油。为了让顾客监督，他还挂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标语，并贴出验证方法，提供“验油勺”，谁有疑问，可随时验证。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引发围观，网友对刘洪安的做法大加赞赏，亲切地称其为“油条哥”，刘洪安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还上了央视，一时成了社会名人。201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岔口安全论坛上，刘洪安的发言受到热捧，他说：“我没那么高尚，无非就是三点：从正规油料、原材料公司购买原料；保证每天都用新油炸油条；废油倒进专业回收桶里。我做的只是一件普通正常的小事，那就是用良心经营。”　　最初，刘洪安也担心“用好油会增加成本”，但现在，他的小摊最多时三、四十个人同时排队，盈利也比原来多了。他的油条被誉为“良心油条”，一位老人说：“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买‘良心油条’，不仅是为了品尝油条，更是为了支持‘良心’。”　　某大学2010级会计班31名同学和2011级ACCA班（全球国际会计师项目班）的101名同学走进考场参加会计英语考试，考场门口，一张红色的会计学院关于“会计不做假账，从考试不作弊开始”的倡议书贴在醒目的位置。和其它考场不同的是，他们的考场没有监考老师，但如果发现任何一名学生作弊，整个考场的学生都将被取消成绩，所以他们参加的不单是英语的考试，更是诚信的考试。考试开始后，考场静悄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开性，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经过的路人，都可以对考场进行巡考，从教室后窗往里看，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没有交头接耳和偷看抄书的动作。考试结束后，有同学说，氛围很轻松像在做作业，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还有同学说，老师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正是有了老师们的信任，才更要杜绝作弊，用自己的能力完成考试。学院的老师说，学风建设是目前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会计学院围绕学风建设，结合会计专业的特点，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从业操守培养，大力倡导在考试中实行“免监考”，推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会计职业道德。学院老师还介绍，会计学院自2000年开始进行“免监考”试点，到2011年为止，共有35个班级的1500余人主动申请参加“免监考”，至今没有一人作弊，以实际行动兑现“诚信比成绩重要，做人比做账重要”的承诺。　　8．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西方的个人信用制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发展得十分完善。个人信用状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证据和事实来说明的，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在美国，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在欧洲国家，公民则有社会信用号，每个公民的个人信用状况都可以通过资信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而得到评估。这种报告为金融机构和国家管理部门的资金借贷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个人信用依据，同时也将终生地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在德国，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被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有过失约记载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会遭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小吴在北京上大学时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毕业找工作时透支了2000多元钱。2008年回家乡后，由于联系方式全部变更，他没有接收到还款提示，就将还款的事抛在脑后。2010年，他买房时准备向另一家银行贷款，银行却告知他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办理贷款。无奈之下，他只能以父亲的名义买房，为此不但多掏了几千元的契税，每次需要办理其他业务时，总是要拿父亲的身份证去办，非常不便。他想重新申请信用卡，都因有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拒绝。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论述深刻；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筒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2．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3．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4．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村，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村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问题】 　　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1～4”中关于乡村工作的值得借鉴之处，给领导写一份简要汇报材料，并提出相关建议。 　　要求：全面、具体、简明、针对性强。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四十二）　　【给定资料】　　1．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2．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3．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4．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5．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6．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7．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8．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9．《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10．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11．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12．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13．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就给定资料中提到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一事，写一篇议论文谈谈你的看法。1000～120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1．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民用水价格由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i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了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等，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2．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盐壁。　　由于水价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收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快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参考给定资料，为当地居民社区的宣传栏拟一份节水宣传材料。　　要求： 　　（1）体现国家节约水资源的有关精神，说明为什么要节水；　　（2）简明、通俗，利于老百姓理解；　　（3）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