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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四十五)  【给定资料】  1.2010年6月12日,关于公租房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同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国情,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适应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2.在2009年3月11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对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政府又如何解决?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给出的回答是: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这场对话是第一次将“夹心层”的苦涩如此高规格地展示于公共视野之中,也第一次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法。“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须改善”,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指出。  3.从2009年开始,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的居住问题,各地开始研究中低收入者的租房市场,以期待其和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廉租房一起,支撑起住房保障体系的庞大需求。这也成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除了白领公寓这样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租房途径外,公租房是第一个对外来人口开放的保障房类型,区别于针对本地居民的经济房和廉租房。这大大扩展了廉租房的租住对象范围。”有关专家表示。  大力发展公租房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保障体制中产品类型的局限性。记者在采访广东、上海等地市场时都被告知,经济适用房除了销售体制尚不完善外,还有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旦遭遇宏观调控,普通商品房价格很可能与周边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当,这导致经济适用房没有竞争优势而出现滞销。同时,廉租房又因为受益面过窄根本无法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需求,要令70%的城市人口“住有所居”,保障体制还需要大踏步地完善。  4.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对80后大学毕业生安居问题做过一个调查。“80后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是在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比较大。”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李峰总结了调查结果。  他说,关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购房问题,与其家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境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根本不考虑购房问题,而是由他的家庭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家境一般、工作单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守说,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在3万至5万,根本没有能力购房。”  但是,他们要结婚成家需要住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不够条件无法申请,而购买商品房价格又太高。  “目前,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寄希望购买一套中小型的住房。”李峰说,“他们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区域,往往会选择距离具体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不会刻意追求发展好的地带。至于房子的面积,倾向于80~10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总价在50万以内。”  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因为,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大,虽然对在建楼盘的中小型户型比例,政府出台了必须保证70%的要求,但是房地产商出于市场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建设小户型住房,能保证30%的中小型户型需求就不错了。  2010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过渡。李峰说,直到目前,太原还没有公共租赁住房。  李峰补充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太原开建公共租赁住房,也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真正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5.重庆市官方宣布,当地公租房申请于2011年2月12日开始,2011年将推出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接受申请,这一面积约相当于2010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一半。  重庆公租房探索的硕果已经结出,从竣工面积看,远超过2010年宣布的数字。  目前国内房屋供给主要由市场提供的体系将在重庆率先被打破。住房本身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不足。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此前也表示,住房双轨制是必然的。  其实,住房保障问题,大家并不陌生。问题在于,在现有税制以及地方对卖地收入的依赖下,地方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缺乏积极性。  重庆的公租房探索,重申并切实履行了政府责任,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进行了可贵的探路,尤其是重庆公租房申请对象可以不受户籍限制,这种锐意探索精神,在当下显得十分可贵,令人欣喜。  6.2007年,有关部门就公共租赁房开始调研时,一个重要背景是希望通过公共租赁房“探索解决大学毕业生等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们虽然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刚刚就业,积蓄少,存在阶段性的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政府有责任支持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公共租赁房就是很好的方式。  常州规定,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的新就业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毕业不满5年、已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市市区没有房产”等条件。同时,为了便于审核,必须由新就业人员所在单位统一向房管部门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  “政府为这一群体提供公共租赁房,客观上为企业减轻了负担,留住了人才。”常州市房管局局长朱建文说,目前只接受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提出申请,对“新就业人员”的认定标准还比较高,将来要探索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的资金和土地,共同建设房源。  在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工业园区,“政企合建”的模式已经开始落地。目前北京市已经在亦庄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顺义机场园区进行规划,通过政府与园区合作的方式,集中为他们提供公共住房。  在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众多的城市,多数新就业人员并非本地户籍人口。然而,受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多数城市的公共租赁房仍然只保障本地户籍人口。“北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还是有户籍门槛的。”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程建华说,“现在北京有户籍人口1300万人,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的有450万,以目前的建设规模,很难放开,资格认定也有困难。”  能否突破户籍这道“门槛”,成为公共租赁房实现“全兼容”的一个难题。  “由于目前公共租赁房资源不够,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新就业人员,保障的门槛还是比较高,房源布局也不够合理。”朱建文说,“因此,当务之急还是加快建设,多筹集房源。”  7.2008年第一次保障性住房申请终审后,公共租赁住房遭到冷遇,申请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寥寥无几,造成大量房源空置。为减少空置和浪费,南山区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于2009年第4季度将西丽文光村180套公共租赁住房退回,留下10套;将桃苑小区74套退回,留下91套。至此,490套公共租赁住房中,有254套被退回,剩余236套。  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以保本微利为原则,按同区域同类住房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的一定比例下浮。目前,南山区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每套面积从20多平方米至50多平方米不等,每平方米租金在16元至18元,远远低于市场价。  如此低廉的价格缘何遭到冷遇?一位不愿显名的政府官员给出了答案:主要原因是市民传统观念作怪,低收入家庭在申请保障房时有购置自有产权住房的传统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申请购买保障房,只有部分低收入家庭实在买不起保障房才选择公共租赁住房。  8.从宏观政策上来看,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经悄然转向,201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公租房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力。北京市就确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将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占比提高到60%的目标。  然而,面对公租房的大力推进,各地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政府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短缺的难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因为资金瓶颈,公租房建设推进缓慢。  在江苏省2011年的“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委员、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赵波就指出,在苏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筹不到资金,推广建设公租房比较困难。  赵波:“苏南各个城市,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在公租房建设上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但是作为我们苏北,尤其是我们连云港市,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步,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的筹集。”  赵波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苏省目前已经完工或在建的公租房项目大多集中在苏南地区。而在苏北,一方面公租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经济拮据,缺乏推行公租房建设的动力。  赵波:“公租房一次性投入非常高,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政府对这块压力是比较大的。”  对此,赵波建议,可以将原有的直管房等房地产资源作为融资平台,向社会融资建设公租房。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参与进来。  赵波:“各类的企业,希望它们呢,从保障改善民生这块入手,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像那些大的集团,它们也有自己的宿舍,可以作为公租房房源的一部分,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然而,正像赵波所说,公租房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对于追求短期获得最大利润的社会资金来说,无疑缺乏吸引力。那么,如何让社会资金不只做“公益”,也能从公租房建设中获益呢?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与房地产业研究处副处长文林峰说:“现在来看还是缺乏对社会资金的鼓励政策,其实手段有很多,比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投资返点等。已经在开始调研,各地也有一些探索。”  9.北京市住建委于2010年7月29日发布消息,北控集团、市公安局、丰台区黄土岗这3个公租房项目已于近日开工,将分别提供4176套、2074套、1200套公租房,3个项目初步测算的成本租金也将一起公布。3个项目中,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租项目建成后由北控集团持有管理,面向社会公开配租,本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优先配租。北京市公安局公租房项目的建设、持有主体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关服务中心,资金将通过公积金贷款解决,建成后将优先配租给市公安局符合条件的无房干警家庭。  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房是一种新品种。虽然媒体鼓噪得非常厉害,政府也逐渐把它作为住房保障的一个主要形式,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真正住进公租房的老百姓更是鲜有耳闻。而这3个公租房项目的开工,意味着北京的公租房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建设的时代。但看到这个消息,可能没有多少无房家庭会感到高兴,因为3个项目中至少有2个都有了“优先”对象,非“本单位职工”和非“干警”家庭并没有多少机会。  10.为了推动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体系建设,浦东成立了以区长姜梁为组长的保障房建设推进小组,三位副组长由副区长担任,相关委办领导担任组员。  浦东建设交通委员会分管领导向本报透露,浦东将主要从三大渠道筹建公租房房源。首先是运用各个园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厂房改扩建,原来园区内废弃的工业厂房都很多,国家现在出了政策,可以运用于公租房建设,用于解决蓝领工人的居住问题。其次,一些沿街沿镇的废弃仓库,通过改造后亦可成为公租房的房源。此外,上海目前允许农村的村集体用地暂用于公租房的建设,此渠道亦可为浦东筹措不少的房源。并且这些房子也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给边郊蓝领工人等使用。除了以上三大渠道之外,还有第四个渠道,是新区政府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适当兴建一些面向大学毕业生等人才的公租房小区,面积不大但相对集中。这些小区属于周转性质,合同工作6年者即可申请入住,租金略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  11.在住房体系中,商品房的建设资金由市场解决,政府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进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传统的保障房虽然没有土地出让金,但是通过销售,基本成本都能收回。而公租房只有租金收入,租金还是由政府进行补贴的,肯定收不回成本。如此巨额的投入如何解决呢?  资金的问题是公租房能否推广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公租房只能在“争议”“讨论”中成为“画饼”。  杭州公共租赁房建设实行“政府主导、公司运作”模式。市政府组建了杭州市租赁房建设管理中心,既从现有住房中挖潜,也进行新的开发。目前的“公租房”现房主要来自于在存量经济适用房等房源中安排,已有1000多套。政府还在拍卖楼面地价已达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的田园地块划拨了200多亩地,于2009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可建成4000多套公共租赁房。  12.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大体为2:1,外来人口总数近700万人。这700万人中,尤其是外籍来沪人员,大多选择租赁房屋。1月5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市公租房实施细则公布:明确公租房租金应略低于市场租金。  “公租房租金跟着市场跑,一旦租房市场大热,哄抬租金将不可避免,那公租房价格无异于‘被涨’。”民建市委调研部副部长陈海林表示,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应成为“标杆”,发挥引领作用。不过,要达到上述目标,目前本市的租房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投资的公益性租赁房占比太低,无法体现政府对住房需求的宏观引导和基本保障功能。在住房供应市场化以后,除原有的老公房外,几乎没有新增的用于租赁的公益性住房,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如经适房主要用于出售。此外,政府的住房补贴、个人公积金、各种银行、保险产品,无法直接用于住房租赁。  要解决上述问题,民建市委的这份党派提案建议,必须增大政府主导的公租房数量,适度建立不同人群的梯度租房体系。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并建立规范的示范性租赁房源信息平台。在公民诚信体系内应建立住房租赁市场诚信记录子系统。“一旦发生哄抬租金,房屋出租方和市场中介将被记入‘黑名单’。”  13.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政府预算建设的,或者通过“国民住宅基金”的支援而建设的租赁住房。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概念,韩国政府采用了“永久租赁房”“公共租赁房”和“国民租赁房”等措施。首先,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韩国分别提供非营利性和微利性的住房支持,对不同阶层实施不同的公共住房政策;其次,公共住房建设标准严格控制面积,全部在85平方米以下;再次,制定了相关法律提供立法保障,先后制定了如《住宅供应法》《租赁住宅建设促进法》等;最后,韩国政府强化了在住房金融、宅地供给和有关租税的优惠。新加坡之所以在短短数十年内成功地解决了住房短缺的问题,并且完成了住房由量到质的提升,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两大支柱的福利型住房制度。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一是制定长远规划,政府出资建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房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住宅建设的计划安排、施工建设和使用管理。在其主持下,新加坡每5年制定一个建屋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除了专门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发展局建房之用外,还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房屋发展局资金支持。二是实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该规定只用于最低收入家庭,对解决住房筹资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组屋”政策:“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楼房。建屋发展局的规定只让新加坡公民购买新组屋,而永久居民则只可以在二手转卖市场上购入组屋。在组屋购入后,一般必须在屋主住满五年后才可转卖。建屋发展局规定一个完整的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间政府组屋。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了85%的居民。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就“如何发展公租房建设”提出你的建议,以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要求:紧扣资料,针对性强,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1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网络。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11.28万名,其中90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为移动用户免费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做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用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对待“社会冷漠症”,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Z县L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  据调查,事故发生时,校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左道逆行,同时两车都是超速行驶,其中幼儿园校车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时速达80公里;幼儿园存在私改车辆问题,其将9座车辆改为无座,车中孩子一部分用小板凳坐着,一部分站着。  该市委宣传部J称,发生如此惨重的交通事故,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责任的。“‘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长期超载行驶,作为监管部门难道没有发现?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交警部门主管人目前已经停职接受调查。”J说,除了交警部门外,教育部门在管理上也有监督不力的现象存在。“正因为这样,Z县教育局局长及Z县分管副县长也受到问责,停职接受调查。”  网友“东风破”:2011年1月,X市的一辆客车与一辆三轮校车相撞,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5月,H县某幼儿园使用报废无牌车辆接送孩子,致使一名6岁女童身亡……校车安全,不容忽视啊。  网友“爱谁谁”:2010年7月1日,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的安全要求。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接送学生车辆不符合“校车标准”,有的是农用三轮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报废的普通客车。这些车辆本身不是专门为接送学生而设计,从安全性能上来说,远远不能保护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学生。  2.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规定校车享有“路权优先”等三项优先权。  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表明,绝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校车上路的“路权优先”问题,而是有无校车的问题。  让广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孩子都能坐上安全的校车,看起来很难,因为一来学生们可能居住分散,二来很多地方认为财政困难,买不起校车。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3.2011年9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该《条例》要求,对校车安全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实施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据介绍,沈阳市农村现有学校302所,开通校车的学校215所,目前农村校车为1709辆,由于地域等原因,3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一次,5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2到3次,20%的车辆需往返3到4次,即使这样,还有7000余名学生无校车可坐。  W代表认为,近几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撤并,城市中小学择校生增加,中小学生上学路远的矛盾凸显,校车随之产生,这是义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搞好义务教育,必须解决校车的问题。W代表建议,沈阳可以成立校车管理中心,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管理收费。另外,政府对校车要严加监管,选用质量好的车,雇用驾龄长、技术高的司机,车辆、人员要上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Z代表认为,校车安全问题,除了注意车辆本身的质量,还要重视对校车的监管问题。校车究竟该由谁管,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目前,交通、公安、教育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但又各自为政,组织协调存在实际困难。  F代表主张,从法律上保证校车在行驶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校车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机动车行驶中遇校车或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校车应当让行”等,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存在的校车安全问题,请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要求: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人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其中,深圳民工缺工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工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常常体面,又有各种良好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民工们都沾不上边,当然社会有分工不同,大学生大多吃的智力饭,而民工几乎全是体力活,可比性不高。而现实生活中,民工们的生存现状却无法与大学生相提并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住的都是工棚,横七竖八蜗居一室。吃的是快餐,最可恨的是到了年终,有的老板不付工钱,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农民工却无可奈何。大学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的专题。而据报道说: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这么多空缺的工作机会等着大家,农民工们愿不愿意再次出门呢?  从金融危机前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订单荒”,到如今“民工荒”又重袭东南沿海,人们为农民工失业心忧,也为“民工荒”发愁。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都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00多万,GDP增长10%以上才能保证新增就业人数充分就业,每年有接近700万大学生毕业,40%以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中国18亿亩耕地,供50岁以上的半老人和老人种可能还不够,农村季节性休闲者少时不少于1亿,多时不少于2亿。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中国有“用工荒”?如果一定认为中国有“用工荒”,那可能是别的“荒”导致的。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和订单生产地相距遥远,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低,加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其次,劳动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畸形发展,导致了劳动者的消极就业。  应对民工荒要政企联手,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都无法支付不断增长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实现。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还包括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用工数量。作为为企业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专家议论道:美国等国为什么没有“民工荒”一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工,哪来的“民工荒”?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所以,问题的根子,就在“农民工”三个字!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们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么?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按照劳动法规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调查中,发现欠资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7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赋予了和谐劳动关系更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倡导重人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谐统一。日本企业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成功就在于他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仁爱”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人和”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协作,力求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文关系。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毅然离开。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受到义务教育的种种歧视。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学龄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一项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今年10月2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称,民工荒的出现是某一个时段的、结构性的,局部区域的现象。一是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能够适应于岗位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另一个因素是,我国对外贸易有所恢复,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使得短期内用工增加比较多,导致一段时间招不到工人的状况出现。我们认为应该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使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专业技术,这对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关注企业用工的变化情况,加强对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信息的披露力度,避免劳动者盲目流动的情况出现。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社会实际,谈谈作为农民工输入地A市劳动部门(即用工主管机关),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民工荒”。  要求: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措施得当,具有可操作性;限500字内。

问答题 (六)  【给定资料】  1.海洋是人类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海洋资源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我国海域内,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其中,海洋鱼类3000多种。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全球海洋污染愈益严重。海洋污染的治理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像渤海这样的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期至少需要15年。渤海素有我国“鱼仓”、“盐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但近30年来污染加剧,情况堪忧。调查显示,1983年渤海鱼类有63种,2004年只有30种,带鱼、鳓鱼、真鲷、银鲳等几乎绝迹。2000年至2007年,渤海发生赤潮灾害87次,累计赤潮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省市联合制定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碧海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碧海计划》总投资500多亿元,实施项目427个,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海上污染应急、海岸生态建设、船舶污染治理等内容。实施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辖区内的13个沿海城市和渤海海域,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实施。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拟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2001年至2005年要实现的近期目标是:渤海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  科学调查与监测结果证明,陆源污染对渤海威胁最大,入海河流流域周边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泄漏、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在近期治理阶段,为遏制陆源排污,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四大海区中,渤海沿岸超标排放的入海排污口最多,比例高达90%以上。渤海沿岸有分属三省一市的13个城市,渔、盐、农、航运、石油、旅游、工业等众多行业在渤海进行经济开发活动,海洋、环保、农业、交通等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又各自具有相关的管理职能,因此,很难进行海陆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有人戏谑这是“群龙闹海”——“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众多主体分享渤海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就使渤海成为典型的“公地”。直接影响沿海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造成治理工作效率低下。《碧海计划》只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应,执行过程中,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实现管理体系、监测体系、投资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的对接统一,这也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效果。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2004年渤海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污染范围比上年扩大,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较上年面积增加约0.6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35%。其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较上年分别增加了44%、256%和57%,污染程度明显加重。近年来的连续监测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渤海环境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轻度、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的总面积呈上升趋势。”显然,《碧海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如期实现。但是很多专家也指出,不能否定实施《碧海计划》的积极意义,它毕竟为其后《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200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规划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全面实施节水治污战略,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整治系统等五大主要建设任务,体现了渤海环境保护任务的综合性、战略性与长期性,并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全面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确保引进项目为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企业和产品,促进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2.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首先要考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进而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使城市成为适宜所有居民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家园。  扼守渤海海口的W市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授予“宜居城市”称号。W市为了进一步建设“宜居城市”,准备扩大城市的“宜居”范围,决定把污染海水的养殖业逐步取消或迁出市区,此项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如W市城区东侧的海湾,以前有成片的养殖区,自从开发附近岛屿为旅游风景区,先前的海水养殖逐渐外迁到了70公里以外的外海。最近,W市又着手将污染环境的渔港码头搬迁到郊区。渔港码头搬迁后的新址在市区最北端的远遥村。记者看到,村边到处都是生活垃圾、海产垃圾和建筑垃圾,刚刚下过大雨,污水冲刷着垃圾堆,向大海直扑下来,沙滩脏得没处下脚,海水散发出扑鼻的恶臭。新码头的修建已经动工,眼下正在用建筑垃圾填海,渔港码头搬迁到这里,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村民们说,它们会转移污染,会把这里的海水弄脏,村子弄脏,村里的小渔船也将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远遥村的村民们还养着几千亩扇贝,等渔港搬来后,这项生产也难以为继了。W市对海岸环境的整治,是从“景观治理”的角度来搞的,而市区周边的渔村,没有主打的旅游项目,常年以传统的渔业、海水养殖业为经济支柱。“远遥村的人也是W市人呀,他们什么时候也能过上‘宜居’的日子?”。  W市所辖的银滩自然环境优美,于2002年11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区。银滩开发初期的定位是建一个旅游区,后来外省某大油田在此处投资4亿元买地盖房,准备将4000户油田职工家属搬迁过来。紧跟着,又有几家石油石化企业也来开发房地产,盖楼卖给自己的职工,相关石油、石化产业也准备搬迁过来。大喜过望的W市提出口号:“把银滩打造成不出石油的石油城!”据称,如果这些油田所开发的楼盘全部售出,可以安置60万人,现在整个银滩开发区大约只有2万居民。银滩管委会宣传科科长告诉记者:“某大油田投资5亿元,正在银滩以北建一个工业园,已经奠基了。”  W市今后怎样发展,怎样建设“宜居城市”,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市民认为,这里的城市建设年年上项目,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肯定越来越多,前景应该看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十年前W市还破破烂烂的,现在真像个大城市了。来这儿旅游的人很多,钱也好赚了。记者问他:“你们就不担心人多了,这里就不再清静了吗?”这位司机说:“挣不到钱,怎么生活,光清静有啥用?”  3.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区,沿海岸线的许多地区,工厂林立,许多海岸都被砌成了高大笔直的混凝土大坝,而这些工厂所在的陆地,很多都是填海形成的。20世纪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开始规划填海造地,从1945年到1975年,日本政府总计填海造地11.8万公顷(相当于两个新加坡的面积),并统一进行工业布局,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等资源消耗型企业配置于东京湾以南的沿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上,使原料码头与产品码头成为工厂的一部分,减少中转运输费用。日本有关专家指出,港口与工业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布局不仅使能源消耗量大的钢铁、水泥、制铝、发电和汽车业等成本下降,促进了这些行业以及造船、机械和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使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冶炼、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塑料制品和化学肥料等工业飞速发展。据统计,占日本国土总面积31%的临海地带,汇集了全国52%的人口和58%的工业产值。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污染,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生物活动。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工业污染。尽管后来政府立法要求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要恢复到以前的情况非常困难。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污染物,海底大量滋生细菌,导致赤潮频发。其次是滩涂不断减少。日本环境厅发表的调查数字显示,1945年至1978年,日本各地的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万公顷,后来每年仍然以约2000公顷的速度消失。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港湾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日益恶化。因此,日本政府现在又不得不投入巨资,希望能够恢复生态环境,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基金,并且引导地方政府、居民、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改变和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环境。例如20世纪80年代,地处神户地区的日本钢铁公司搬走后,兵库县及下辖尼崎市政府马上把工厂空地买了下来,经过20年的改造、建设,原来的大型钢铁厂变成了一块综合性绿地。在治理工作中,兵库县政府还鼓励大家在自己家周围和工厂区种植植物,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树木种植之后政府还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经费给一些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维护、管理。当地官员表示:“我们计划用100年来彻底改变和恢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难怪环保专家这样说:“兵库县堪称‘环保错位’的典型。”现在,日本的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正在不断进行各种实验,希望能够找到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更好的方法,这些实验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等。经过把各种技术组合起来进行实验,各种小鱼小虾、贝壳和海洋微生物已经出现在人造海滩、海岸周围,显示着环境的改善。日本专家介绍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难度,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关于恢复海洋环境的工作思路,日本专家表示:“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海洋和人类三者的和谐,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  4.A市早在宋代就享有“东海明珠”的美誉。眼下,这里正在打一场保卫“蓝色国土”的扫黑战役。此“黑”非黑社会黑势力,而是污染所致的“黑水”,A市海岸带流淌的黑水是漂染、造纸、电镀等企业排放的废水。J市与S市均为A市所辖的县级市,早在1997年,濒临海湾的J市准备在郊区西滨镇兴建“电镀集中控制区”,当时环保专家对选址作了这样的评估:“西滨镇位于J市城市上风向,地面水的下游,沿岸海域养殖较多,若从环境角度考虑,建水污染型企业并不适宜。但在J市现有的条件中,相对于其它地区,此处还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在不增加污染负荷的情况下,选址还是可行的。”于是J市便决意将“电镀集中控制区”建在西滨镇。当时,J市考虑的只是本辖区的环境尽量不受污染,至于会不会危及下游S市,那是其次的问题。事实上,兴建“电镀集控区”可能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集控区电镀、造纸、漂染、制革等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具有严重化学毒质,对水产资源有毁灭性破坏。二是A市所属的几个海湾都是内海腹地浅水湾,海水自净能力差,工业污水将随退潮排出,随涨潮返回,难于排向深海。三是海湾一带是省级蛏苗生产基地,也是红膏鲟、海鳗和虾类的产卵、成苗地,海水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上述珍贵水产资源,也给该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四是贝类具有附集重金属的特点,受污染贝类上市后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此,省水产厅发文,明确提出“按环保的条件评估,不宜在J市西滨镇设立电镀集控区。”但是,就在为选址争议期间,西滨镇已经陆续兴建了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使下游S市附近的水头村深受其害。水头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蛏苗生产基地,80%的村民从事水产养殖,正常的年景,全村的养蛏收入都在四五千万元,所缴税款比一些乡镇的数额多得多。自从村里的溪流注入了来自上游西滨镇的污水,就成了墨汁一般的臭水沟,几千亩滩涂养殖区被污水渗透沉积,已经一片荒芜。据村民介绍,他们村所受的污染已经有好几年了,蛏苗的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至2004年,全村蛏苗近乎绝收,经济损失三四千万元。村民们失去了固定收入,年轻人被迫外出打工。多数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癌症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省渔业环境监测站对滩涂养殖区蛏苗死亡原因进行监测的结论是:受蛏苗培育区内海水中高浓度铜的影响,其他超标污染物铅、锌、挥发酚、多氯联苯等也起了协同作用,这也是培育区内水质、底质环境逐年恶化的结果。  2006年1月,A市人代会通过《关于加强近海水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决议》,确定将“A市近海水域的污染整治”列为政府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一项“铁任务”。《决议》内容简洁明了,几乎一句话就是一个措施和目标:市政府组织开展近海水域环保状况勘察调查,制定年度治理计划;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控制近海陆源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监管,巩固治理成效;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征收超标排污费;监督企业完善治污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落实县(市、区)长环保目标责任制和重点乡镇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督促本地区污染源治理。2月,市政府通过了市环保局主持编制的《A市近海水域污染专项整治方案》。3月,有关部门完成了全市近海水域的污染源调查。4月,市政府出台了对近海海湾沿岸进行综合治污的具体规划。5月,市人大、政府多位领导同志到J市、S市检查整治工作。据悉,J市计划5年内投入24亿元用于近海水域污染专项整治。除了保证资金的投入,目前,J市即将完成对23家污染企业的在线监控,污水处理厂首期4万吨规模的厂区土建工程已经完成,年内拟试运行,市中心区的生活污水有望得到妥善处理。最令人鼓舞的是“西滨镇电镀集中控制区”项目已被市政府彻底否决,污染源头将被切断。S市政府也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将全市70家污染企业列入污染源监测名单。市政府还计划在四五年内,投入3.4亿元用于海水治污,并将在今后5年内逐步淘汰全市的畜禽养殖业,尽力减少污染源。该市领导呼吁,对一些重污染企业就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如此作为,方可保证将整治工作“进行到底”。  5.天津地处环渤海中心,拥有153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滨海新区是海洋开发的主要地区。在临港工业区的施工工地,记者看到,一根硕大的管道将几公里外港口疏浚航道的泥沙源源不断地抽吸过来,在这里吹填造陆。工程负责人介绍:“这样做既疏浚了航道又进行了吹填造陆。”临海工业区总体规范填海造陆80平方公里,建设中始终坚持科学选址、科学规划、科学围填。目前,一期20平方公里业已全面完成建设,成为国家级现代化的循环经济示范区。临港工业区主任说:“海河入海口从这里入海,污水一直影响到整个滩涂,形成一个浅滩,这里适合围海,会改造这块地的生态环境又达到发展经济的需要。”那么在这里围海造地,到底有没有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呢?记者注意到在新建的陆地上,原来被污染的海滩,已经变成了绿洲,草坪、树木随处可见,码头作业区的海水也变得清澈碧绿。  假日的天津港东疆港区,人们纷纷来到海边游泳度假,孩子们在柔软的沙滩上嬉戏游玩,但谁也想不到脚下金黄色的沙滩是人造的,沙子是天津港的建设人员千里迢迢特意用船从广西运过来。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天津港负责人介绍说:“东疆港区在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要求,港口布局按三大块布置,既有生产区又有物流加工区,还给天津市民留有十公里的生态岸线。”发展工业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是天津滨海新区在发展海洋经济上的一大亮点,而在规划中将陆地与海洋的开发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形成互补,则是滨海新区海洋开发的又一特色。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天津市海洋部门为了鼓励围垦企业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制定了一定的鼓励政策,如“对于企业预留生态岸线,给予使用金的相应减免”等等。  【问题】  针对W市在进一步建设“宜居城市”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参考给定资料,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要求:(1)准确全面,切实可行;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以《厂厂包社对口支援——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为题的社论,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概念。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由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有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虽出自计划经济年代,却是应对突发灾难、推动社会平衡发展的法宝,永远不会失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对口支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已经由单向援助变为双向互动,援助内容由资金、物资延伸到项目、人才、文化、科技、精神等领域,援助渠道由单纯的官方运作掺进了市场与民间的力量,援助形式由“交支票”“交钥匙”发展到产业扶持、互惠合作。  有学者发表文章提醒说,在中央政府作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决策,各地各单位对援疆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千军万马、一哄而上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受援地的环境承受力、市场承受力和基础设施基本供给的承受力,在项目的确定上做到三个防止:一是防止重复建设,二是防止盲目跟风,三是防止鱼龙混杂。受援地的工作也要稳妥跟进,从制度和程序上维护援建秩序,保证援建质量。通过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科学援建。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学者针对援疆立项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提出了科学援建的问题,这在其他对口支援工作中也是适用的。你认为支援方和受援方各应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立项的盲目性,从而保证科学援建呢?  要求:整体观照,思路清楚,操作性强,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四十一)  【给定资料】  1.立春之际,阳光照着一片片返青的麦苗,它们密一块稀一块的。记者乘车从盱眙县城往仇集镇去,正是加强田间管理的重要时候,却极少见到田间有人,沿途20多公里,仅在河桥镇境内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在田间撒化肥。同行的王长军所长说,这个老农还算懂得农时,只是今天有阳光,不应撒肥,而应打穴深施。撒肥会造成肥料流失,同时还破坏环境。  为什么没有基层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呢?“我们实在没力量一个村一个村去跑!”到了仇集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刘国钧站长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他48岁,淮阴农校毕业,又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大专,在基层干农技工作已31年。“以前,农技人员到乡镇农技站工作,上浮一级工资,下村还有补贴,当时农艺师的工资比乡镇党委书记还高,农技人员工作很卖力。从1999年至2008年间,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了,让我们靠卖农药种子维持生计,没门路经营农资的就四处打工。一年多前县里进行改革,凭考分择优上岗,才重新给上岗者发工资。直到去年12月,我的月工资是1151元,是全县乡镇农技人员中最高的,但只有土管、司法人员的1/3。从今年1月起增加了省标部分工资,我的月工资增至1663元,仍不及镇上公务员的一半,还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  “除了待遇低,基层农技人员还存在着业务素质偏低、年龄结构老化、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刘站长忧心地说,“我站人员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有3人分工在农口,但真正学农学的只有我一人,其他人对查虫害看苗情都不太懂。有时县里培训安排3天,但乡镇农技员去了两天,第三天就要回家忙地里的活。”  大丰市万盈镇农技服务站吴俊山站长对记者说,从2005年以来,大丰市乡镇农技站中没有进过一个学农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全市乡镇农技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5%~40%,30~40岁的占30%,3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  仇集镇因农技指导不足发生病虫害、草害等使去年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约有2000亩玉米发生粗缩病,基本绝收,每亩减产200斤,农民减收400万元;200亩小麦患小麦吸浆虫,农户损失16万元;2000亩水稻患水稻稻曲病,减产40%,减少收入80万元。  农技员给记者算了另一笔账:一般农户都是粗放播种小麦,每亩要用种35~40斤,如果在农技员指导下采取群体质量栽培技术,每亩只要用种20斤,如能采取精量化播种,每亩只要10斤左右,每亩分别可节省成本30~60元;如农户按科学配方施肥,每亩可比一般农资经营户向农民推销的用肥量节省20~30元;在3~4月间防治纹枯病用药3次,如能及时准确用药,每亩能节省10元左右。以上每亩共可节省开支60~100元,从全镇现在种植的7万亩小麦来看,农户就可少花420万~700万元。  2.我国人多地少,户均经营规模小,而且每户耕种的土地田块分散,相邻田块间的品种“插花”经营。这种经营规模的超小型和分散经营,不仅不利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而且不利于农户采用“规模性技术”,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再加上农民经济实力有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召开有关农业科技管理会议时作了上述表述。  潘海平同时表示,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此外,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我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  3.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  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  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  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  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  【问题】  “给定资料1~3”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假设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四十三)  【给定资料】  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问题】  给定资料写道“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深入调查当前存在的医患交恶问题,请你结合给定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1.今年3月,浙江省台州市政府与该市9个县(市、区)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状,首次将食品安全责任由地方政府负总责落到了实处。  “1%的不合格产品,到了消费者手里就是100%的不合格产品。所以,企业必须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合格,这样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刚对记者说。据介绍,为了确保奶制品安全,伊利对牛奶的检测是从奶牛开始的。集团每个月都要对散养的奶户进行一次培训,对奶牛进行一次体检,原奶进厂以后要进行20多项检测,以确保原奶质量。  记者了解到,伊利为了确保产品安全,在日常生产中严把“四关”;一是严把原料入口关;二是严把生产过程质量跟踪检验关,坚持“质量零缺陷”;三是严把产品出库关,所有产成品出库前都要再次接受卫生指标和理化指标的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库投放市场;四是严把售后质量跟踪关。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近期市食品办加大食品的检测力度,一周共抽取样本939个,不合格样本6个,并决定对6种不合格食品停止销售。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政府下发2008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以保障百姓饮食用药安全为中心的“食品药品放心工程”被正式列为淮南市2008年七大民生工程之一,这是淮南市首次将食品药品安全列入民生工程内容。围绕全面提高老百姓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消费满意度,市政府强调在实施该项民生工程中各县区政府和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加强食品药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坑民害民的违法行为。在市政府的牵头下,淮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项目,以具体的量化目标来推动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深入开展。  4月9日,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有203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截至记者发稿时,中毒患者中,除一名心血管重症患者当日下午死亡外,其他患者情况平稳。据介绍,中毒事件发生后,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2007年4月2日上午,徐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事。3月30日,他在安宁费家营附近的一家饭店预订了5桌宴席为儿子办满月宴,宴会结束后,50人中有16人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10名患者已到附近诊所打点滴治疗。  2007年9月21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防病公报,称近期本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卫生局遂与市建委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建立工地食堂。通知要求,各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须将农民工的饮食卫生安全纳入安全管理责任范围,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建立工地食堂,在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供餐。  由于我国餐饮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大量企业涌入,导致业内某些企业运作欠规范,服务质量较低,卫生是一大问题。中国烹饪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前,我国餐饮业存在5大卫生安全问题:资质问题。餐饮企业无证经营现象普遍,一些小型餐饮店、街头商贩和社区网点在没有办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就开业经营,也没有为接触食品的生产人员办理“健康证”;单位食堂因不对外营业,不用办工商执照和许可证,成为卫生问题的空白点。原材料问题。进货渠道混乱,不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定点单位进购放心原材料,甚至是用变质的原材料加工食品,如坑渠油、私宰猪等,掺假造假,使用非食用原料添加剂等。包装运输问题。一次性包装做二次使用,一次性餐具或旧包装回收再用等。生产问题。许多小型餐饮企业生产场地的卫生情况令人担忧,没有凉菜间,生熟混放,共用砧板造成交叉污染等。监管问题。由于餐饮业发展迅速,而监管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导致出现管理真空。餐饮业涉及的范围较广,负责卫生管理的政府部门不少,但政出多门,容易出现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处罚上,除了发生较为大型的卫生安全事故,一般的处罚手段都是以责令整改和罚款为主,不足以对违规者构成威慑力。  2.记者:辽宁抚顺老虎台煤矿被煤矿专家列为煤矿安全隐患最为严重的煤矿之一,且排名第一。你们对这个矿的安全非常重视,没想到还是出了透水事故。  李毅中(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老虎台矿是一个地质灾害很严重的矿。发生透水事故主要是因为思想麻痹。因为它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透水,对水患轻视了,对采空区积水情况不清楚,更没有落实防范措施,在作业中存在缺陷。  记者:这个事故必然会发生吗?  李毅中:是能够避免的。这说明一些国有重点矿在安全生产上还有薄弱环节,还有明显漏洞,教训是很沉痛的。我们对国有重点矿再次提出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彻底整改。一时不能彻底整改的,要压产减人,停产整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查处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官商勾结往往是一些小煤矿发生重特大事故的重要原因,有多起煤矿事故查出背后有腐败。  李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也是逐步深化的。在查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我们发现有些事故背后不仅存在着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也存在着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  通过专门调查,发现有几种表现形式:一是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煤矿非法入股;二是自己或支持亲友办煤矿;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如审批权等发生权钱交易,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四是参与瞒报事故或庇护事故责任人;五是袒护生产经营中的非法违法行为。  记者: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李毅中:这些问题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8月份开始,中纪委牵头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非法入股煤矿,共有5356人登记入股煤矿资金7.55亿元,有7.09亿元已经清退了。我认为,清纠煤矿入股要制度化、经常化。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有法律,国务院层面有法规,加上司法机关的严惩,还有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举报,查处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安全生产在具体上作中,有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靠什么理论来指导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实践?安全生产有没有规律可循?  李毅中:近两年,我们通过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框架。这个理论,首先源于中央的决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五中全会提出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作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其次,安全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我们安全生产理论框架是借鉴国内外经验,总结了安全生产的规律提炼出来的。建国以来一直到2003年,每年GDP的增长率和死亡指数呈现相关吻合。这就是规律。经济发展不仅要建立在资源环境能够承受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  记者:具体突破和创新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毅中:“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设立了安全生产的专篇,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约束性指标:亿元GDP事故死亡率,十万工矿商贸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国家统计局第一次把这两个指标加上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共计4个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公报。这就使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工作,纳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战略,以期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推动安全生产状况好转的精神动力、理论支撑。  记者:搞好安全生产,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小煤矿关闭不了,有人说是由于经济政策没有到位。您认为应该制定什么经济政策?  李毅中:2005年底国务院116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安全生产的12项治本之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济政策。  我回忆了一下,这两年已有7项经济政策在实施:第一是高危行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从试点来看,效果很好。第二是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往,小煤矿出了事故,矿主跑了,政府“埋单”。实行风险抵押金,办矿首先根据煤矿的规模交钱,万一发生了事故,用这个钱来处理事故。第三是国债资金支持煤矿还历史欠账。今年就可还清国有煤矿历史欠账。这样国有煤矿的安全保障能力就会有较大的提升。第四是山西省煤矿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包括4个内容:煤矿资源有偿使用、提取煤矿可持续发展基金、环保基金、转产基金。第五是煤矿资源有偿使用。这是近几年反映最强烈的一个最治本的政策。也就是说,你办一个煤矿,要先花钱买资源,这样才会珍惜,你就要提高回采率,就要投入,就要保障安全。这个政策现在8个省试点,希望尽快推广。第六是煤炭价格的市场化,国有重点矿收入多了,就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安全生产中去了。第七是煤矿和高危行业的安全商业保险。  【问题】  针对背景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对策建议明确,有针对性,切实可行,字数在400~500字。

问答题 (二十四)  【给定资料】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的一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问题】  给定资料中指出了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必须做到的两个基本层面,假如你是一名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请就这两个层面提出你认为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措施。  要求:(1)切合主题;  (2)表述全面、准确、有逻辑性;  (3)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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