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四十一）　　【给定资料】　　1．立春之际，阳光照着一片片返青的麦苗，它们密一块稀一块的。记者乘车从盱眙县城往仇集镇去，正是加强田间管理的重要时候，却极少见到田间有人，沿途20多公里，仅在河桥镇境内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在田间撒化肥。同行的王长军所长说，这个老农还算懂得农时，只是今天有阳光，不应撒肥，而应打穴深施。撒肥会造成肥料流失，同时还破坏环境。　　为什么没有基层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呢？“我们实在没力量一个村一个村去跑！”到了仇集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刘国钧站长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他48岁，淮阴农校毕业，又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大专，在基层干农技工作已31年。“以前，农技人员到乡镇农技站工作，上浮一级工资，下村还有补贴，当时农艺师的工资比乡镇党委书记还高，农技人员工作很卖力。从1999年至2008年间，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了，让我们靠卖农药种子维持生计，没门路经营农资的就四处打工。一年多前县里进行改革，凭考分择优上岗，才重新给上岗者发工资。直到去年12月，我的月工资是1151元，是全县乡镇农技人员中最高的，但只有土管、司法人员的1/3。从今年1月起增加了省标部分工资，我的月工资增至1663元，仍不及镇上公务员的一半，还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　　“除了待遇低，基层农技人员还存在着业务素质偏低、年龄结构老化、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刘站长忧心地说，“我站人员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有3人分工在农口，但真正学农学的只有我一人，其他人对查虫害看苗情都不太懂。有时县里培训安排3天，但乡镇农技员去了两天，第三天就要回家忙地里的活。”　　大丰市万盈镇农技服务站吴俊山站长对记者说，从2005年以来，大丰市乡镇农技站中没有进过一个学农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全市乡镇农技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5%～40%，30～40岁的占30%，3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　　仇集镇因农技指导不足发生病虫害、草害等使去年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约有2000亩玉米发生粗缩病，基本绝收，每亩减产200斤，农民减收400万元；200亩小麦患小麦吸浆虫，农户损失16万元；2000亩水稻患水稻稻曲病，减产40%，减少收入80万元。　　农技员给记者算了另一笔账：一般农户都是粗放播种小麦，每亩要用种35～40斤，如果在农技员指导下采取群体质量栽培技术，每亩只要用种20斤，如能采取精量化播种，每亩只要10斤左右，每亩分别可节省成本30～60元；如农户按科学配方施肥，每亩可比一般农资经营户向农民推销的用肥量节省20～30元；在3～4月间防治纹枯病用药3次，如能及时准确用药，每亩能节省10元左右。以上每亩共可节省开支60～100元，从全镇现在种植的7万亩小麦来看，农户就可少花420万～700万元。　　2．我国人多地少，户均经营规模小，而且每户耕种的土地田块分散，相邻田块间的品种“插花”经营。这种经营规模的超小型和分散经营，不仅不利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而且不利于农户采用“规模性技术”，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再加上农民经济实力有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召开有关农业科技管理会议时作了上述表述。　　潘海平同时表示，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此外，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我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　　3．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　　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　　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　　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　　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　　【问题】　　“给定资料1～3”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假设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Z县L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　　据调查，事故发生时，校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左道逆行，同时两车都是超速行驶，其中幼儿园校车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时速达80公里；幼儿园存在私改车辆问题，其将9座车辆改为无座，车中孩子一部分用小板凳坐着，一部分站着。　　该市委宣传部J称，发生如此惨重的交通事故，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责任的。“‘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长期超载行驶，作为监管部门难道没有发现？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交警部门主管人目前已经停职接受调查。”J说，除了交警部门外，教育部门在管理上也有监督不力的现象存在。“正因为这样，Z县教育局局长及Z县分管副县长也受到问责，停职接受调查。”　　网友“东风破”：2011年1月，X市的一辆客车与一辆三轮校车相撞，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5月，H县某幼儿园使用报废无牌车辆接送孩子，致使一名6岁女童身亡……校车安全，不容忽视啊。　　网友“爱谁谁”：2010年7月1日，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的安全要求。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接送学生车辆不符合“校车标准”，有的是农用三轮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报废的普通客车。这些车辆本身不是专门为接送学生而设计，从安全性能上来说，远远不能保护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学生。　　2．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规定校车享有“路权优先”等三项优先权。　　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表明，绝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校车上路的“路权优先”问题，而是有无校车的问题。　　让广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孩子都能坐上安全的校车，看起来很难，因为一来学生们可能居住分散，二来很多地方认为财政困难，买不起校车。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3．2011年9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该《条例》要求，对校车安全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实施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据介绍，沈阳市农村现有学校302所，开通校车的学校215所，目前农村校车为1709辆，由于地域等原因，3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一次，5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2到3次，20%的车辆需往返3到4次，即使这样，还有7000余名学生无校车可坐。　　W代表认为，近几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撤并，城市中小学择校生增加，中小学生上学路远的矛盾凸显，校车随之产生，这是义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搞好义务教育，必须解决校车的问题。W代表建议，沈阳可以成立校车管理中心，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管理收费。另外，政府对校车要严加监管，选用质量好的车，雇用驾龄长、技术高的司机，车辆、人员要上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Z代表认为，校车安全问题，除了注意车辆本身的质量，还要重视对校车的监管问题。校车究竟该由谁管，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目前，交通、公安、教育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但又各自为政，组织协调存在实际困难。　　F代表主张，从法律上保证校车在行驶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校车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机动车行驶中遇校车或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校车应当让行”等，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存在的校车安全问题，请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要求：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老邓一直在犹豫。老邓家在陕西省Z县甲村1组。Z县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其余田地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雨水，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困难，村民们惜水如油，所谓“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Z县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县里自2009年开始组织村民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完全实施。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甲村1组搬迁。老邓找亲戚凑了4.5万元交给村里，几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太乐移民新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原来太乐村的一片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甲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但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Z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按照最初的计划，甲村准备将老邓所在的1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但后来由于2、3两个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B县城附近。举家迁往40里之外的B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邓说，刚开始1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2、3组村民占了上风，村委会决定搬到B县城去。“有钱人才愿意搬到B县城去。”老邓说，搬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际脱节。”Z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艰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买卖，因此最终被叫停，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Z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显示，土地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是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4万～5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甲村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交不起房款无法搬迁。77岁的李大爷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老人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先是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其中也出现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等不法行为。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Z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统计，路井镇乳阳村1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1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该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2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2003年8月，Z县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距离县城10公里的乙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的6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了大裂缝。2008年，Z县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6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数量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搬迁建房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按当地政府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1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7500元，部分原来的老房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解。张姓村民反映，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就是6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1万元反而缩水成了7500元？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解释称，国家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计算，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1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以工代赈办曾要求全数退给农户，但由于乙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村上事务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与乙村补助款“缩水”不同，在Z县丙村、丁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丁村村委会甚至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补助款变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Z县以工代赈办搬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所反映的移民搬迁中各种具体问题，从Z县主管部门的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　　（2）建议措施具体可行；　　（3）不超过9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