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二）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宫，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　　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四日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日德义有闻，二日清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称，四日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八）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六）　　【给定资料】　　1．美国内科医疗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德普公司（DPC）2005年5月20日宣布，该公司及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总共约480万美元以解决其违反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问题，其中包括向司法部支付200万美元罚款、上缴证券交易委员会204万美元“非法所得”及75万多美元利息。　　据记者了解，DPC的贿赂行为发生在1991年底到2002年12月。为了获得医院的业务订单，天津DPC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以现金支付手段向医院的化验员和医师进行贿赂，以此让医院同意使用天津DPC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是经天津DPC有限公司总经理授权的。美国司法部门认为该行为“涉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机构批准的医院的受雇人员”，因而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好处费（委托费）通常是销售额的3%～10%。从1991年末到2002年12月，DPC天津分公司的行贿金额总计达到162.3万美元。同时，DPC从中获益200万美元。　　德普公司中国行贿11年却没有执法机构对之处罚。该案最终在海外被发现，说明中国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　　2．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的任建明教授说：“以前，我们重点打击政府公职人员受贿，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政府公权力相对强势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贿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行贿，因为不行贿就什么都得不到。”　　任建明认为，现在，很多行贿者不再是不得已而行贿，他们是为了获得和自己本身资质不相匹配的利益而行贿。相比较前几年，他们身上的被动色彩已经弱化，更多地有了一种主动色彩，因此，有必要给予这些行贿者更重的打击。　　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第八章所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是专门针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内。所遗漏的就是那些既不在政府，又不在公司的人员。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和社团组织成员。这次修改《刑法》将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主体。　　3．在2003～2005年几年间，喜之郎原投资部经理周明华借职务之便，在代表喜之郎与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协商签订托管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合同以及合同到期后收回两笔资产过程中，先后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3.56万元。2006年10月15日，周明华被阳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俞志强指出，行业里一种通行做法是，证券公司通过自己的席位代理委托方国债或企业债券，借此“融资”牟利。而周明华之所以舍弃几乎无风险的银行渠道，冒险与证券公司签订大额投资的托管合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借此获得“好处费”。据周明华在该案1.5亿元投资中，获得533万元左右回扣，推算其回扣在3个点左右。　　周明华瞒天过海其实并非滴水不漏。据媒体报道，2004年底喜之郎托管在世纪证券公司的1亿元国债和5000万元企业债券到期，但世纪证券没能如期归还。世纪证券公司通过间接许诺给好处费，延期还款。　　2005年2月至5月，周明华利用职务之便，又分别冒用易某、陈某的名义与世纪证券私下签订“合作协议”，先后收受了世纪证券通过易某、陈某账户汇入的大笔好处费。　　在一片风平浪静中，周明华贪欲不断膨胀。2005年7月8日，周明华在向公司董事长李永军汇报1亿元国债托管的事情时，才交代了收受世纪证券有限公司送的10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公司的金融投资监管是个盲点，一来自己没有太多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二来平时主要精力放在市场上。”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邬少明这样总结刚刚结案的商业贿赂案。　　4．“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　　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8．9月4日下午，重庆市工商局的通报称，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华润蓝剑为占领重庆啤酒市场，与重庆市23个区市县、3000多户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协议合作，通过给付380多万元各种形式的“促销费”，销售啤酒500多万件，涉及金额达1亿多元。此案是自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重庆市工商局查处的涉案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处于“被动地位”的华润雪花，立刻在次日，即5日下午发表公开声明，称重庆工商局有关查扣啤酒的行为，是打着“反商业贿赂”的幌子，行地方保护之实。“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怎么卖啤酒？”侯孝海认为，重庆的销售方式是“行业惯例”，不仅存在于华润一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啤酒商、饮料商都在采用。　　在关于此案的种种争议中，给餐饮店等终端销售商“好处费”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商业贿赂”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不能说所有的啤酒商都会采取这种销售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这样做的”。9月8日，中国酿酒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给终端“好处费”的现象由来已久，也一直是酒类行业面临的一大困惑。而且不仅是啤酒、白酒、红酒，甚至很多饮料的销售，也存在类似现象。　　9．200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商业贿赂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中，说起治理商业贿赂，许多人却不以为然，甚至找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商业贿赂辩护，商业贿赂成了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有人认为：“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治理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有人认为：“商业贿赂都是行贿人自己送上门的，推不掉，躲不开。”还有人认为：“商业贿赂牵扯面大，查起来不容易。”一件本来十分得民心的好事，为何竟然引来非议？老实说，持有这种非议的人，心里也明镜似的，清清楚楚知道商业贿赂是一种犯罪活动。他们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同时也提醒我们：治理商业贿赂这件事并不简单，需要我们想办法、下工夫、动真格。　　10．2006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宣判了重庆市胸科医院正副院长收取医疗器械销售商回扣的案件，宣判当天，来自全市卫生系统自发参加旁听的900多人将审判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重庆市卫生主管部门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这宗案件中，最先是副院长被抓，其接受调查时为争取自首，又将院长供了出来。这家医院的医生，尤其是其他大小领导都担心他们为争取立功，将事情全盘说出，而将自己卷进去。更关键的是，现在法律对收受回扣的认定标准还不明确，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不违法，会不会被起诉。”　　“这个案子全系统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把它作为一把尺子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重庆某小医院的医生朱勤（化名）告诉记者，“由于医院的效益不好，每月从医院领到的全部收入不到1000元，回扣历来都是我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大概每月能有几百元左右。”她所在的科室一直都在用这些钱给医生发奖金福利，一旦一人受查，必然整个科室甚至整个医院都难逃追查。山东一家医院的纪检书记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治理商业贿赂，那医院全都别干了！医药购销领域内的反商业贿赂，打击面较大。”　　作为医药销售代表，李先生深谙反商业贿赂对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但他认为，商业贿赂一时还难以禁绝。如果还是沿用旧的医疗及医药流通体制，那么打击商业贿赂一旦真的发挥效用，对整个医药销售行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这个行业还没有学会不贿赂怎么生存，不给回扣一个药厂就要死掉”。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也认为，目前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只注重对个体贿赂活动的打击，而忽视了对滋生贿赂的土壤进行整治，那么商业贿赂绝不可能得到根治。　　11．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商业贿赂涉及面确实很广，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领域和行业的问题相当普遍，在一个单位内就涉及多个岗位、多个部门、多个层次的人员。处理这些问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既不能降低要求，走过场；也不能脱离轨道，搞群众运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违法犯罪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工作中还要讲究策略，正确运用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或者积极检举揭发商业贿赂和其他犯罪，有立功表现的，应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故意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等妄图对抗侦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依法从严惩治，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必须坚决严厉打击；对于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要充分考虑办案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坚持打击少数，教育和警示大多数。　　【问题】　　以“从‘行业惯例’说到商业贿赂的惩治”为题，结合给定资料，写一篇议论性文章，篇幅不少于1000字。　　要求：结合材料，观点鲜明，结构紧凑，语言通顺。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刘大娘的警惕源于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有关部门近期将严查保障房租赁现象。但她还是透露：小区一位住户搬家了，委托她帮忙留意招租。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50多平方米，相价约3000元／月。　　类似石景嘉园小区暗地出租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坦言，其所居住的经济适用房都或多或少存在对外租赁现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需要进一步明晰住房保障的目的，区分两类不同的受保障群体，一类是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的，尤以刚毕业的青年人为主，政府对其在住房方面只需给予临时性帮助，如公租房和货币化补贴；另一类是收入没有可能大幅改善的，尤其是上年纪的五保户、低保户，政府则有义务将其住房需求背负起来，以经适房和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　　退出机制已经成为各地房管部门探索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新方向。201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租房新规中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由双方约定，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这一内容为租赁对象在适当条件下退出提供了政策支持。　　成都市则是通过建立“梯度退出”机制来破解这一个难题。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宏介绍说，当廉租户条件改善后，可将其转换为公租房，降低补贴标准。而对于租住廉租房的群众，当其不再符合廉租保障条件、但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也可允许其将房屋按照经济适用房购买。　　【问题】　　“给定材料”介绍了T市建设保障房方面的做法，这对我国保障房建设有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五十四）　　【给定资料】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他曾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作为专家调研组成员还参加了《著作权法》第二次修订调研工作，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的系列研究卓有建树。　　对于“百度文库”的侵权认定，他强调此事涉及文字作品，情况比影视作品侵权的问题“复杂得多”，“不能笼统地说百度侵权与否。”众作家维权之路并不好走。　　《新民周刊》：百度文库为大量著作权不明的文档提供上传和下载平台，是否涉嫌侵犯著作人版权？　　王迁：百度文库与BBS、视频分享网站类似，其中的作品都是由用户上传的。文库经营者并不直接将他人作品上传至网站，因此不构成直接侵权。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实际上是百度自己上传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百度无疑构成直接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文库经营者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而不及时删除，从而实质性地帮助用户侵权，或者故意教唆、引诱用户侵权，就构成间接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库经营者是否具有帮助或引诱用户侵权的主观过错。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只要求信息存储空间经营者必须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百度文库如果能够发现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主动删除；同时如果权利人向其发出了能够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也应当删除该侵权内容。　　《新民周刊》：刚才你提到的这点，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互联网世界中的“避风港规则”。事件发生后，百度便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防御，而版权人则进一步援引“红旗规则”追击。如何来正确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迁：“避风港规则”其实是用来判断它能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的规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百度文库的问题也一样，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举例来说，百度文库的首页上有一个“热门推荐”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有作品的名称，甚至经常还有作品的照片（有时就是书的封面）。既然这个信息是在百度文库的首页，文库经营者一定看得到。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信息能让一个具有常理的人一看就知道，该作品不太可能是经过许可上传的，那百度应该立刻删除它。　　现在很多成名作家是依靠版税收入来维持生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印成书后，销量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不可能自己或许可他人以匿名的方式将其作品免费上传到网上供大家阅读。假如刘心武的新作《续红楼梦》刚出版不久就被人上传到百度文库中而且进入了其“热门推荐”，还配了书的封面，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红旗规则”。文库经营者一看到这个信息能够立即判断出来，这不可能是经过刘心武许可上传的，就应该立刻删除。如果不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对于百度文库是没有“避风港”可言的。因为要进入“避风港”的前提就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　　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品，作者是尚未出名的“草根作者”，他们中的确有很多愿意把作品免费拿到网上。如“痞子蔡”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接触》、慕容雪村的成名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是作者主动传到网上供大家来免费欣赏的，因为在当时他们希望获得的是公众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百度无法判断该作品到底是作者自愿上传的还是未经许可上传的，也就不能说百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因此，不能概括性地得出文库经营者一定知道文库中较为完整的小说均为侵权的结论。　　《新民周刊》：认定百度文库侵权与否的难点还有哪些？　　王迁：除了上述情况，文字类分享网站仅凭文字作品的名称不容易对侵权作品进行准确定位。在网络流行同名小说、同人小说的情况下，同一个名称的文字作品可能由不同作者写成。有的作者是主动将该作品上传至网络的。此时如果缺乏权利人提供的其他信息（如作品长度、足够数量的关键词等），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很难既准确防止侵权作品上传，又不“伤及无辜”，即误将他人主动上传的作品删除。再者，由于确实存在许多文学爱好者自行上传其原创小说的情况，无法认定开设小说栏目的文字类分享网络的经营者有引诱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意图。因此，在不清楚涉案作品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很难笼统地判断百度文库经营者是否因具有主观过错而构成间接侵权。法院认定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也会较认定视频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要大。　　《新民周刊》：即便认定了百度文库有侵权行为，但如何来确定赔偿的金额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难点？　　王迁：对，这也是一个难点。赔偿金额还是要看一些相关因素。如果这本书在其他网站进行过收费传播，当时权利人收取的许可费数额，可以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一个依据。如果以前没有进行过许可，就要综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还有百度的主观过错等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百度文库所反映出的共享网站的问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以往的案例中，网站胜诉及败诉的情况都是有的。　　【问题】　　“给定材料”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就“百度文库事件”接受《新民周刊》专访的记录，他指出：“文字作品情况比影视作品侵权的问题‘复杂得多’不能笼统地说百度侵权与否。众作家维权之路并不好走。”请根据“给定材料”概括出作家维权难的原因。（20分）　　要求：条理清晰，语言简练。字数300字左右。

问答题 （四十六）　　【给定资料】　　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问题】　　给定资料写道“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深入调查当前存在的医患交恶问题，请你结合给定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　　（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