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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地方公务员

单选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保护和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生存而不被别的国家和民族所同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越尊重传统文化,越能更好地开放。传统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吸收外国文化的能力就越强。与上文表达的意义不符合的选项是(  )。

A

重视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

B

重视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的独立性

C

重视传统文化才能强化文化的同化能力

D

重视传统文化就能够更好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

单选题 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的条约是(  )。

A

《南京条约》

B

《黄埔条约》

C

《天津条约》

D

《北京条约》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5月3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落幕。回顾此次大会,“科普”成为热词。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普工作,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科普需求?“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Z表示。  “科学界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理性引导公众,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谣言四布、恐慌蔓延的恶性后果,也会造成科学家公信力的丧失。”Z介绍。  《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显示,科普工作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科普人员180.84万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13.55人。  相关专家认为,除了科普人才匮乏,制约科普能力建设的还包括科普投入不足等因素。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C院士就在会上呼吁:“科普也是要花钱的!”  “中国科协要努力实现‘十二五’期间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所占比例达到5%的目标。”中国科协主席H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从“3.27%”到“5%”,数字的变化需要各方面的支撑。  “拿科普的重要场所科技馆来说,建馆容易,但馆里要有科技含量。”C院士担心科技馆建成后,仅仅是一个“空房子”,“是否要先从软件着手,比如从科普教材的编写等问题入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科技类博物馆由约250座增至580座,每年建成开放的数量约在33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来看并不低,但场馆利用率不足。  中国科协的资料显示,广大科技人员本是科普工作的依靠力量,是科普作品的源头,但在科普工作中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比如,在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中,当公众急切想要了解相应的科技知识、消除不必要恐慌的时候,科学家的声音却十分微弱和迟缓。“这与我国科技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重科技、轻科普的现象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科协提供的评析资料认为,“目前政府管理部门对科技人员的评价考核体系中缺乏对科技人员做科普的认可激励机制,制约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2.在人们的记忆中,能说得上来的科普书,似乎只有1961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1993年出版由霍金创作的《时间简史》。“现在科普读物很难跻身畅销书行列。”不少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有此感觉。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经理杨伟介绍,根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科普图书类别品种不少,不过畅销书很少。开卷公司将科普图书分为少儿科普和成人科普两个部分,其中成人科普市场中,霍金的《时间简史》“一家独大”,其余图书与之相比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究其原因,杨伟认为,成人科普图书市场化不高,也缺乏作者和畅销书的类别。而少儿科普市场中,由于“求知”是少儿书最广泛的主题,出版社很愿意将力气放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也造成了目前少儿科普繁荣的景象。  少年儿童需要科学知识,同样,成年人也需要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成人科普的发展滞后呢?“找不到科普作者”是不少出版社遇到的共同问题,科普创作队伍存在人才断层、后劲不足的尴尬。写科普读物没被纳入科学考评体系,科研人员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创作科普作品。“科普读物要深入浅出,不是很有文学功底的科学家很难写到位。像《时间简史》就出自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之手,1993年开始在中国发行,至今已经卖了100多万册,还保持着不错的销售状况。”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J分析说。他介绍,国外不少科学家都热衷于写科普书,而我国很多科学家把写科普书当作“小儿科”,名家、“大家”不愿写,其他作家又很难驾驭科普图书写作。  【问题】  “给定资料1”和“给定资料2”介绍了科普工作的现状,请概括当前制约我国科普工作的因素。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三十二)  【给定资料】  1.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语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位,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爆,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环球退税公司(Global Refund)2010年1月21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1071欧元,且这一趋势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2009年的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富了之后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外国犬去遛,狗有身份,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能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某款车竟要价4700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N5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77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5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部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BCG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至7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3.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刚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也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竞争激烈,他们经常处于窘迫、焦虑与不安之中。  4.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四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4小时。2007年3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校舍,但作为危房已被拆除,而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100元的价钱,租用了村民一间四面透风,已经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坍塌的竹楼。一名老师带着3个班共19个孩子,一教就是4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0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  近期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1.5~2美元。根据目前的汇率,这个比2009年提高了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1美元。按照2300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数将增加约1亿人。  5.《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天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有人花600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用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400万元买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10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17摄氏度的空调房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母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时下的一个新词“愤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6.有些专家提出“社会性焦虑”的概念,“社会性焦虑”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缺乏保障,而富有者则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长期物质生活上匮乏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  这种社会的焦虑在更深层次上涉及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为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鼓励斗志、摆脱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满足感。  7.建国初期,前身为华东军区特务团辎重连的八连,开进了昔日“冒险家的乐园”,执勤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从战场到“十里洋场”,脚穿草鞋的八连官兵时刻铭记“两个务必”,经受住了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样严峻的考验,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爱民之师的崭新形象。“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1963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凌晨,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好八连的事迹报道,挥笔写下了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题词并写下颂歌。他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星移斗转,伴随着大上海的沧桑巨变,“好八连”官兵早已告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如今,走进八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军营:设施一流的多功能俱乐部,藏书6000余册的图书室,每3人拥有一台电脑,宿舍有电视,饭堂有空调、消毒柜、烘干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活条件在变,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好八连”从未改变。  艰苦奋斗是八连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渗进八连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如今,象征八连勤俭节约好传统的理发箱已传到第34代,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第33代。在八连,电脑打印机上贴有“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饭堂墙壁上,悬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警句。  有专家指出,“好八连”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光辉典型,是全国军民拒腐防变、艰苦奋斗的一面大旗。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好八连”的旗帜总是飘扬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也有专家评价说:“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鲜艳的旗帜,如同东方明珠、世纪大道一样,已被上海人民视为这座城市闪光的名片。  8.贫富差距的拉大强化了人们向上的社会比较心理,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强,尊严感、满足感降低。许多研究成果和客观事实表明,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又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能够对比的条件受限,所以,增加收入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使人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提升自己的富足感。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共同财富的剧增,个人收入虽然普遍提高了,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中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9.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10.比尔·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不到20年即于1994年登上福布斯全球首富之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雄踞此位,成为梦想的象征及全球追逐财富者的偶像。比尔·盖茨2006年声明退出微软一线管理事务,在引退之前,他对他的巨额财富盖棺论定:“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积极的方式回馈社会。”此时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比尔·盖茨用巨额财富回馈了社会,还是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态度构成了更大的社会财富。  社会学家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一切财富的总和,但从财富到文明,并非仅通过财富的累积即可步入文明社会。从比尔·盖茨身上,我们亦看到了两种财富态度。在积累财富之时,比尔·盖茨的财富以及商业投机行为,“总是让人想起以前的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息,在前些年他经常被批评为富不仁。纵然富甲天下,却不见得就能安享财富。在走出微软之后,被《财富》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尔·盖茨,“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了全世界的贫穷百姓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盖茨说:“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告诉他们如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走出一己财富的比尔·盖茨,才真正懂得了如何运用财富。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诚所谓沧桑正道,而西方文明早在慈善的事业中孕育了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1.现在的社会有一种物质财富至上的现象,即使是青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精神文明追求,这样的人固然走不远。然而,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也必须有一个告诫:千万不要看轻物质财富的作用。到底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精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理解透彻。而在透彻理解两者之前,过早否定物质财富的作用,可能会遭到反噬:或者轻易成为物质的牺牲品,或者成为进一步贪图物质财富的人。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争执,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胜负很难说。自以为倾向精神为主的人,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如果有够大数量的诱惑,很可能抗拒不了。自以为倾向物质财富为主的人,也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精神。也许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精神文化高度丰富的人,即使全世界的物质财富堆积在面前,他也会弃之如敝屣,丝毫不动心。  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提高,增加文化和精神的供给,增强软实力,将增进社会整体幸福的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问题】  结合资料,就“富了以后怎么办”提出对策。  要求:观点明确,语言流畅,对策可行,字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二十四)  【给定资料】  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机关病”缘于“机制病”。请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单选题 (  )是货币用来表现和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职能。

A

流通手段

B

价值尺度

C

价格标准

D

交换价值

单选题 下列排序正确的是(  )。

A

B

C

D

问答题 (二十五)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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