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1．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民用水价格由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i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了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等，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2．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盐壁。　　由于水价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收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快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参考给定资料，为当地居民社区的宣传栏拟一份节水宣传材料。　　要求： 　　（1）体现国家节约水资源的有关精神，说明为什么要节水；　　（2）简明、通俗，利于老百姓理解；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十三） 　　【给定资料】　　朔州市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有关方面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大胆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被人们赞誉为“朔州途径”。　　拥有先进开采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优势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是此次山西煤炭资源大整合的主力军，但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也不示弱。某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老板说：“原来我公司21个小矿加起来才有120万吨的产能，现在整合了5个煤矿，产能达到620万吨！”某煤业集团是率先拿到证照的民营企业之一。该集团董事长阎老板告诉记者，资源整合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机遇。在朔州，既有像平朔这样的国有大矿，也有像金海洋能源集团这样的大型股份制企业，还有个人承包或者买断的煤矿。朔州坚决打破所有制界限，因地制宜，因矿制宜，顺利完成了资源整合。整合后国有煤矿36座，产能4460万吨/年，分别占全市的53.7%和51%；民营煤矿31座，产能4320万吨/年，分别占到全市的46.3%和49%。全市形成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和地方民营骨干企业各占半壁河山的煤炭格局。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负责同志说，“我们不以所有制论英雄，更谈不上搞所有制和地区歧视。整合重组只是手段，目的是提高煤炭业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朔州以煤电立市，借助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改造，在煤炭生产领域重点抓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煤炭回采率。市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关闭了产能在9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通过一系列综合节能措施，全市煤矿回采率由改造前的30%提高到75%以上，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该市要求所有煤矿实行“挖1吨煤种1棵树”的“以煤补林”、“以黑补绿”政策，切实保证矿区生态的绿化和修复。近年来，植树造林一直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推进。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22.8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2个百分点。按北方每公顷森林每天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计算，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1130万吨，多释放氧气820万吨，森林碳汇能力显著增强。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提到的“朔州途径”，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内容，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2）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逻辑严谨，表达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 （二十六）　　【给定资料】 　　1．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的历史烙印。学校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学生按照计划分配，用人单位就像一个“大箩筐”，有什么学生装什么学生。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越来越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天空越来越宽广，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并成功走向社会。但在大学生创业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来自大学生自身、相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他们承受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来自家长的殷切目光，亲戚、朋友、同学的关注和自己不低的期望，他们究竟处在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中呢？某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采访了一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 　　小T当年以省前几名的身份进入如今的这所高校，在学校也担任过学生会、各种社团的干部，颇具领袖气质。她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哪个单位录用自己是其荣幸。但是在很多次的面试当中，她超常的自信却并没有带给她好运。许多单位都在她的比较高的姿态面前撤退了。 　　小X现在也感觉到非常失落和孤独，但她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去适应，她觉得这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投降，如果今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宁愿放弃工作，明年准备复习考研。她说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被掩盖在平凡当中。她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Y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大四生，成绩中等，既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门路。所以在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焦虑。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四处去打听，看哪个单位需要人。他自己都觉得每天好像都在做无用功，但坐在寝室里自己又会发慌，会非常不安，还是宁愿出去跑跑。看到有同学签了工作合同，他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害怕，更加坐立不安。小Y说，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他，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解决户口问题，其他待遇都不计较。 　　小S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女生，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胆小。她说她已经去了很多家单位，人家看到她的简历都非常满意，但一和她交谈，进行面试，就砸锅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和用人单位说话就怕，不是面红耳赤，就是语无伦次，头脑里边一片空白，准备好的“台词”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胆怯，要改改不掉，要训练又没有时间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小R是一个来自西北的毕业生，他在班上人缘挺好，但成绩方面比较糟糕，在求职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在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又回家打探了一番后，他就整天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中。他觉得反正还有这么多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怕什么啊。急，也应该轮到他们先着急啊。”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单位找上门来了，还是一个好单位。 　　3．正在上海赶考的法学研究生小李，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却屡战屡败，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唯一人“独享”。 　　小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霸”。这一年来，她辗转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江苏、福建、浙江、湖北、广东等10个省市。小李说：“因为公检法系统招人本来就不会多，所以就想辗转多个城市，来博一个保险。” 　　一年辗转那么多地方，得花多少费用呢？小李给记者计算，每次考试费大约100元，再加上各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目前已经花了9000多元。此外，公务员考试书、模拟题、上年考题集等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的个人履历，可以用金光灿灿来形容，辉煌得都快让人目眩了。”小李的一位相熟老乡对她执著于公务员考试感到非常不解。 　　记者获悉，小李是2006年毕业的某政法学院硕士，在学校年年拿奖学金，去年就考过了“司考”这个全国只有10%通过率的“强人考”。凭着这样一份简历，她完全可以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不过，近一年来小李几乎没有考虑过找一份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从湖南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小李，早已是家乡父老眼里的“金凤凰”，父母一直深信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铁定是一位“威风”的法官。而小李的师兄师姐也一直向她传递这样两个信息：“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出路，读法学，总归是想进公务员公检法系统的，而且又是金饭碗，地位也受人尊敬。” 　　4．小吴，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工作年限两年左右，先后跳槽五次之多，行业涉及房地产、化妆品、教育咨询、传媒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服务、营销、策划、编辑等四项之多。 　　小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国际贸易，但她的长项却比较倾向于中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均非常优秀。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教授助理，并且独自寻找了一个加盟项目，在家乡担任整个城市的代理商，先期运作比较成功。因为这些经历，小吴在毕业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不甘心在大公司从低处做起，而是想进入一家规模不大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可以一开始就受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然后再自己创业。以下是小吴的工作简历： 　　2003年9月～2004年1月，某知名房地产公司，任物业主任，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处理投诉之类的事宜。工作非常的清闲稳定，福利待遇也比较满意。但是小吴认为该工作没有挑战性，并且发展空间很小。 　　2004年1月～2004年6月，某合资化妆品公司，任品牌经理。该公司老板在招聘时对小吴极为器重，小吴认为自己进入该公司后可以大施拳脚。开始时，小吴信心百倍，编写了整套的企业文书、招商方案、对外合同，与客户谈判等。但渐渐发现，老板的经商风格非常保守、吝啬，谈判往往因为极小的折扣或非常少的利益分配而耽搁下来，甚至不欢而散。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里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本来是想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小吴觉得前途渺茫，不顾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 　　2004年6月～2004年9月，某台资教育机构，主要销售知名英语教材。该公司有点类似于保险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甚至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思想的控制。有点理想主义的小吴正是被该公司表面上热情奋进的氛围所吸引，接受了这份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工作。可以说，小吴在这家公司工作非常出色，身为新人的她第一周的业绩就高居榜首，深受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欢迎。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里高负荷的运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并从上司对其他业绩较差员工的冷酷态度上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质疑，最终在上司和同事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了该公司。 　　2004年9月～2005年3月，某咨询策划公司，任销售公关经理、编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小吴编写了四本营销方面的书籍，策划了一些与报社等其他媒体的合作项目，招聘并培训了多名业务员。以往的工作波折、轻率的跳槽经历造成的“后遗症”在此时慢慢表现出来，小吴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公司内部召开业务会议时，她可以很轻松地指导业务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恐惧与客户交流。有时候她逼着自己去面对客户，事实上也发挥得很好。这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交流的障碍，让小吴非常困扰，却又难以克服。她向老板提出不想再从事营销工作，但有重要项目的时候，老板还是要委派小吴。由于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小吴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5．据中新网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省市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其中，不乏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 　　今年5月，正当同学们纷纷签约外资企业、国家机关时，上海外国语大学某班的刘露悄悄地注册开张了自己的公司。创建公司的点子来源于和朋友的聊天。刘露有一群做IT的朋友，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无线网络游戏市场，闲聊间，朋友谈起无线网络游戏市场是网络游戏后又一块大奶酪，特别适合年轻人去挖宝，几个朋友商议组建个科研团队，而刘露被推出来做市场开发和营销。 　　刘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家人出资10万元，帮助她注册公司。于是当昔日的同学开始奔波穿行于高楼大厦间，体验新鲜白领的生活时，刘露却已端坐在浦东的一间办公室里，忙碌地接听电话，联系客户，指挥团队，品尝着自己当老板的酸甜苦辣。 　　报道认为，面对政府出台的众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是否自主创业上态度还是较为谨慎。正如刘露所说，她自己是一个特例。高校毕业生对出路普遍的认识，仍然是“就业，考研，出国”这三驾马车。 　　上海市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徐校长分析了刘露的个案：刘露从小读书时就寄宿在外，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都很强。大二时，在一家法国小公司兼职做行政助理，业余还帮几家免费的英文刊物写游记和影评。大三时去一家画廊应聘兼职，意外地被相中做了画廊经理。在此后的一年里，举办了数次画展，挑起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练就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大四择业时，家里人劝她，找工作不要看名气、看舒适，要看能不能培养专业技能和独当一面的气魄，为将来开创自己的事业做准备。有这样的铺垫和心态，刘露在创业的机遇来临时，就“水到渠成”地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6．据统计，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在我国，这个比例尚不足1%。而且，近几年，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记者了解到，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 　　大学生创业，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风险大、还贷能力弱的企业，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但数量微薄，难以为继。 　　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平均月租金6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有的大学生说，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花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手续更多。 　　除了资金的匮乏，创业的阻力还来自家长的反对和大学生们对社会及市场的陌生。一名学中文的女生谈道：“我们几个本来想办个餐馆，但是家里人觉得读完大学开餐馆，丢人！自己也感到经验太少……”另一名大学生的话代表了不少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不少，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作了难。” 　　另外，大学生自主创业往往受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制约。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对比较多，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文科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较少。 　　7．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人才资源闲置与农村基层组织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全国许多省市尝试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批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农村基层。 　　中国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针对这项计划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最大困难是工资低”，但“80%以上的大学生仍然愿意选择基层工作”。 　　对自己选择大学生村干部这份工作，5%的人表示后悔，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了88%。“多数人认为给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途径，是大学生比较好的工作选择。” 　　大学生报名当村干部的初衷是积极的，想为农民做事情、体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和献身家乡的想法占多数，把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结合到一起，“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对于将来的前途和打算，44%的大学生村干部有向上谋求发展的考虑；37%的人愿意扎根农村，留在村里做事情。 　　调查人员说，一村一名大学生，比较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大学生村干部远离农业、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农村工作实际需要。”“许多人不能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那样，很快和农民沟通和建立感情。” 　　对于工作不好开展的原因，44%的大学生村干部认为是“村里矛盾多”，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和“政策不落实”的都占24%，感觉和村干部难以沟通、村民不认同自己身份的比例很低。在出现困难时，82%的人想到和村干部沟通解决。 　　8．北京高校近期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力度，引导鼓励毕业生面向京外、面向基层就业，还通过多种生动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毕业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自主就业。 　　记者从召开的2007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毕业生19.3万人，毕业生总数比2006年增加2万多人，增幅为12.1%。从目前高校整体情况看，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北京地区多数高校已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就业指导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这些高校根据本校的特点制订了各年级的就业指导内容，并将就业指导课纳入教学计划，许多高校将就业指导课列为选修课课程，有的高校还列为必修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发展辅导中心，从学生人校开始就为他们顺利就业打好基础。各高校针对本校的工作目标，对工作任务进行职责分解，落实“全员化”要求，加大院系的工作力度，充分调动院系领导、导师、教授、任课教师及辅导员的积极性，形成全校教职员工都关心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的良好氛围。 　　各高校还普遍加大了就业信息搜集力度，通过到各省区市走访用人单位、建立就业基地等办法，积极主动到京外开拓就业市场，广泛收集需求信息，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通过召开校园综合“双选会”、小型“双选会”、专场“双选会”及“网上双选会”的形式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供需见面平台。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去年组织了12支队伍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就业调研，及时了解各地国防科技工业当年的人才需求，推荐优秀毕业生，加强企业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努力稳固原有就业市场，并逐步开拓新的就业市场。 　　9．从国际上其他国家来看，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已经认清了这一点，已经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改善环境、创造条件。 　　日前，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机构编制办、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14个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切实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规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向当地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担50%。今年6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国青年高级人才培训中心还在全国启动并组织了“创业中国——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工程”，真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各地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日前已经开始把大学生纳入到享受政府小额无息贷款的队伍之中。创业指导中心曹志鑫介绍，现在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非常重视大学生创业，去年就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比如进行项目指导、创业相关知识的培训等工作。而一些专业培训机构也表示，将对有意创业的大学生进行免费的咨询服务。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联系实际，论述有力；篇幅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1．近期，佛山一对小夫妻因为帮外来工购买火车票被刑拘，警方称两人将在看守所度过春节。但这对小夫妻在网上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并有律师组成“围观团”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品头论足”。记者了解到，被收缴的火车票，均是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购买的春节回家车票，以硬座票与无座票为主。　　这对小夫妻的行为被警方定性为倒卖火车票，一共查获了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警方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即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且不论这个14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在金额认定上是否跟得上时代，小夫妻的行为能算“倒卖”吗？往年的黄牛党可是先在手里捏着许多火车票，然后上百上百地加价卖给有需求的人。而这对夫妻先和需要买票的农民工约定好，然后根据其购票意愿代买。事实上，这对夫妇遵循诚信原则，约定好代为跑腿取票收10元，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去取票尽收5元，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拿到票后又增加要价。而那被收缴的212张火车票也能证明他们履行了对委托人的承诺。不少律师指出，这对夫妻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其实是委托代理关系，买卖双方两厢情愿，10元应属合理劳动报酬。　　为什么这么多人找小夫妻代购？当然是需求。网购火车票这样“时髦”的事情，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真的是烫手山芋，用户注册、旅客信息、选择车票、提交订单、网上支付……更不用说网上“排队”或者不停刷新。有公共图书馆专门开辟“帮兄弟购票读者专区”，帮外来工网购火车票。但是即使在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即使在网速很快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仍然手忙脚乱，而网络达人们整理出来的网络购票秘籍，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天书”。许多人只能看着自己的票顷刻就被“秒杀”干着急。可是现行的订票制度却偏偏把他们推向绝路，网络与电话订票要比车站、代售点早发售两天，去车站排队没用了。　　铁路有关部门规定，自2013年1月4日起，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而车站和代售点其实并没有预留一部分票来卖。例如，广铁集团的官网就表态：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的车票预售期均为18日，且共享同一票库，所有售票功能一致，主要发售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后剩余的车票。天津方面也称，一旦“电订”“网订”售光，车站也就基本没票了。　　铁道部提倡农民工电话订票。可电话订票甚至比网络订票还要复杂，要通过电话输入乘车日期、验证码、车次，这让很多人晕晕乎乎。当然，最麻烦的还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容量有限。铁道部的官方信息是“目前电话订票容量已经扩大到11.6万线，比重虽然不大，但更加适应农民工旅客”。而在1月4日发售的车票中，网络占比40%，电话只占6%。　　铁道部的确推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主要是提前团购火车票。不过，这对大部分人并不适用，因为这需要企业出面和铁路部门签订协议，有的地方对企业还有门槛要求，如广铁集团的规定就是，用工规模不少于100人，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20张的企业。即使抛开企业够不够资质、肯不肯出面等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能把回乡日期定下来。　　有人认为，“代网购”是在弥补铁路公益性的缺失，刑拘是在断农民工自助的路子。小夫妻并非个案，在南昌，许多农民工都找一个小店老板帮忙在网上订火车票，还不忘留下几块钱的“辛苦费”。可当地铁路警察就说了，“按照规定，凡是对火车票票面金额加价超过5元出售的都属于倒票行为，凡是票贩子倒票被抓获3次以上，一律送劳动教养。”可是相关部门又是控制人流，又是大推高铁，又是推行网上购票……看上去，铁路好像和底层群体有一层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人“劳教”甚至刑拘，说不过去。这些人在填补有关部门的那部分公益性，凭什么让他们完全不求回报地服务呢？　　2．近期，购买火车票几乎成为人们热议的第一话题。而通过网上各大商家提供的抢票软件进行购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抢票软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在购不到票的窘境下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抢票软件是否能真的能买到火车票。另外，通过抢票软件购票的公平性近来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某浏览器抢票专版自带的刷票扩展插件，提供了抢票功能，甚至推出了手机卫士“抢票”专版，可以实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利用电话抢票。据介绍，该浏览器火车票抢票功能优化了算法，智能选择路由，控制刷票频度，已经帮助几百万用户抢到了火车票。　　但也声人发现，“抢票软件”非“保票软件”。有网友就表示，自己通过某浏览器的抢票插件进行抢票，在网上“奋战”了5个小时之久，也没能抢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该网友说：“5个小时都换不来一张票啊！回趟家就这么难！”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插件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能购到火车票，但的确可以增加购票的成功几率。同时，抢票软件虽然有用，但其也加大了12306网站的服务器带宽压力甚至导致崩溃。另外，由于在使用抢票插件过程中用户会将个人信息录入，所以个人信息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对于抢票软件是否公平，是否合规，业界的看法并不相同。网上抢票的“插队说”和“便利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朱某认为，网络、电话售票渠道的开通，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而使用“抢票插件”就等于插队，破坏购票规则，加上软件本身的破坏性，最终伤害的是整个购票系统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某表示，“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人群是普通公众，包括在外地务工、经商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有相当数量，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这种技术的支持，甚至连上网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可能依靠电话去订票，有的可能依靠到窗口排队去订票，而这种技术支持对他们来说，是把他们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剥夺。”　　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则表示，浏览器抢票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方便，购票次序遵循排队规则，验证仍需手工输入，系统无票就买不到票，更不可能把别人的票抢过来。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先生同样表示，“因为一票难求，有这个东西，又不偷人家又不抢人家，就是提高了点击率。通过它，第一时间能够订到票，个人使用来讲，没有什么不好，从目前这样看的话，我认为它不违规，因为没有禁止性规定，它就不违法。”　　3．交通运力世界前列，加班加到“嗓哑脚肿”，但仍然“年年春运年年难”，因为春运驮上了全中国。那些“一票难求”的故事，那些拥挤难耐的经历，向外界昭示着另一种“中国特色”。　　27岁的打工者张某，已经8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12年除夕前一天，在郑州火车站等车的间隙，他掏出买给老婆和小妹的花围巾，绕在脖子上比画，眼角眉梢写满欢喜。从广西崇左到安徽萧县有多远？崇左一南宁一郑州一徐州一萧县，张建在火车、汽车间辗转奔突，四张车票，每一张的背后都写满艰辛，但毕竟他回家了。　　而在北京待了17年的医院护工薛某，却不得不心酸地决定过年不回家了。薛某的家乡，远在甘肃天水一个小村庄。从村头出发，坐半小时的私人面包车，换乘4小时公交，之后在特快列车里站26小时，最终到达北京，这是她曾有的经历。但舟车劳顿并不算问题，弄到一张返京的火车票，才是“心腹大患”。有一年因迟迟弄不到票，她直到农历2月初才辗转返回北京。　　前不久，宝鸡交警截获了一辆后备箱塞着小孩的出租车。原来是徐某一大家子7人准备从青海回陕西老家奔丧，但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往渭南市赶，而两个9岁的小孩就塞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行驶至宝鸡市被巡逻交警发现。　　4．渴望、拥挤、疲惫、希望……春节前后数十天的“中国表情”。春运回家难，但艰难背后有憧憬。不仅因为回家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带回了又一段家的记忆，这足以让人们坦然度过新的一年。　　在郑州到北京的K180次列车上，列车员高某这样形容拥挤程度：平时5分钟扫完一节车厢，春运时40分钟搞定就算“迅速”。列车员口中的“人多”，量化到一些数字更为直观：铁路2013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达588万人次。这意味着40天内，中国要通过铁路把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搬一个来回。　　另一组数字似乎更说明问题：中国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每天都超过200万个。是因为这些年中国交通建设落后吗？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能、运力奋起直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前列：　　——铁路营业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里程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基本实现建制村公路村村通。　　——民航市场全球增长最快，“十一五”期间投资2500亿元，约为前25年总和，运输飞行小时接近“十五”期间两倍，首都机场客运量世界第二。　　绿皮车、空调车、动车、高铁；铁路、公路、民航、武警——数千万人服务于春运。谁都难以否认，中国春运的软件和硬件已明显改善。在2012年春运的31.58亿人次中，公路、水路客运承担了近28.9亿人次，是铁路的12倍还多。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徐某这样概括铁路和公路春运的差别：“铁路是以运能定运量，公路运输正相反，是以运量定运能，可以起兜底作用。”但对公路春运来说，安全、天气、堵车是突出问题。2008年初春发生在南方的那场雨雪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旅客30万人，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相对于公路和民航春运，铁路春运真的“太过沉重”。运能不足，人又必须得送走，怎么办？发售站票、增加图定运能、开行临时客车——针对春运压力，运能装不下暴涨的“运量”，最终要由交通员部门工拿自己40天的“加班”，一分一秒地把“运力”挖出来。　　列车员高某所在的K180次列车，原本晚上从郑州发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晚上才返回。春运期间，改为到达北京休息1小时后马上返回郑州。这意味着，原本列车组在北京半天多的休息时间被取消了。“春运期间，我们平均每48小时只能睡7小时。”　　现阶段，中国春运让所有人满意的可能性为零。但发展阶段仅是原因，并非全部理由。　　5．求解春运，首当其冲还是增加交通运能，特别是尽快提高铁路运力。　　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不到10万公里，虽然居世界第二，但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及一支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不要说春运，铁路运力平时也处于紧张状态，货运车皮多年来更是“紧缺资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公路发挥了春运主力军的作用，基本能满足旅客随到随走。”2012年春运，全国公路每天开行跨省长途客运近10万班次，日运送中长途旅客超过300万人次。“这相当于整个铁路客运量的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路运输大发展得益于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交通部就实施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流向公路建设和运输，推动中国公路网大发展。但铁路则不同。铁道部门在职能上建管难分，在运输上统一指挥。这种行政性管理有其合理性，但它使铁路企业远离市场，甚至阻挡外部竞争资源流入。因此，直到今天，我国铁路市场融资比例不超过20%。一个开放市场，一个封闭运行，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一家煤炭央企负责人向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故事：公司想自己投资修建一条从鄂尔多斯至秦皇岛的运煤专线，但铁路部门不同意。无奈之下，公司按铁路部门建议购买了5列“自用火车”，但被纳入铁路统一调度和编组后，时过一年，5列火车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某教授认为，“一票难求”的呼声，对铁路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从短期看，这还是一个期待。当务之急，是现有运力的“挖潜”。春运“挖潜”，高速公路也应进一步释放通行能力。由于恶补了20年的公路建设欠账，中国公路多年“重建轻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处处长吴某说：“我国公路修得比外国好，但公路智能化管理却相对落后，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像高速公路就面临收费过高问题。不少旅客提出：春运期间，政府部门是否可采取应急措施减免过桥过路费？　　面对质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坦率地告诉记者，我国高速公路市场化程度高，涉及上市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减少公路通行费征收是个方向，但改革需要时间。　　家在郑州的王先生驾车在湖南境内被堵了23个小时。因为有雾，当地交警封了高速公路。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一般雾天，欧美国家都是交警开车带路，一封了之的管理思维有推责之嫌。”目前，全国只有10个省份建起路警联合的公路管理体制。针对恶劣天气等级，交通运输部已开发出高速公路车辆放行数量、时速等管理软件，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分割体制，建立起统一的信息共享决策平台。　　6．春运“挖潜”，解决飞机多、空路少的矛盾也十分迫切。　　当前“航班延误”愈演愈烈，最大瓶颈是空中道路没有增加。最近10多年来，民航客流量从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近3亿人次，但空中道路仍是原来那么多，导致空中流量控制成为常态。“我国有必要开放更多空域给民用航空，才能根本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某说。　　春运“挖潜”，交通行业内部“各自为政”问题也急需正视。“铁路、公路、航空一体化，才能更好地释放春运的压力。”许某说，“但目前的问题是各种交通工具自成体系，自守圈子，不能及时有效调配，造成资源浪费。”铁路春运客流情况显示，中长途旅客量占一半多，其余属于中短途旅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说，这形成一对突出矛盾：“一票难求”的铁路本来优势是长途运输，但却与擅长中短途运输的公路客运“争客源”；而与此同时，公路中短途客运却“吃不饱”。关键是要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协调机制。　　改革春节放假制度也是一个潜在选项。作家张一一在网上呼吁：“春节至少应放假半个月，而且需要错开放假，一部分单位从过小年前放到正月初七，一部分单位从除夕前放到元宵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某认为，这一建议代表了许多务工人员的心声，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些假期可以不放，但春节假应该加长。“这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民生的需求，也不失为缓解春运集中出行压力的良策。”　　春运如大考，既考验每一个回家的人，也考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7．透过喧嚣冷静思索可以发现，春运体现的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3亿劳动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同期沿海地区的开放，正好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春运还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人口袋里有钱了，买得起票，回得起家。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得到改善。这显示国家从2004年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还有一股正在壮大的游客队伍颇受关注。有北方人南下过冬，有南方人北上看雪，有城里人下乡度假……这是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升后，生活方式从“定居的文明”向“移动的文明”的转变。“前些年衡量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现在则是旅游指数。”江苏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某说，“挣更多的钱，游览更多的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潮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春运现象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张扬。　　“春节中流动人口持续增加，还折射出家庭凝聚力增强，社会思潮朝着中国传统核心文化回归。”多年从事春运工作的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某说：“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凝聚力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必然跟着增强，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优秀文化。”　　8．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某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问题，结合我国现状，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感悟；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二十二）　　【给定资料】 　　1．2011年以来，我国石油石化产业共发生各类事故179起，事故共造成149人死亡、1234人受伤和5人失踪。其中，死亡最多的集中在化工管道等设施的爆炸、城市天然气管道老化、储气罐违规维修和储油罐违规拆解等事故中。违规操作造成的事故占事故总数近60%的份额；第三方盲目施工等外力给石油石化企业造成的事故占到17.88%；设备老化、管理不善造成的事故也占到了13.97%；石油长输管道被打孔盗油所造成的事故占管道事故近1/4，且环境污染损害最大。90%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规模较小、管理能力薄弱且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一定贡献的中小民营企业或地方国企。 　　2．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村民1200多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腹泻、偏瘫、智障、畸形，妇科疾病也频频发生。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5、6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两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序幕。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河一些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颖河水开始逐年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颖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 　　【问题】 　　“给定资料1”和“给定资料2”中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假定你是某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就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给领导写一个总结提纲。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1．牛肉面俗称“牛肉拉面”，是兰州餐饮业的一张名片。黄河岸边的古城兰州，牛肉面馆遍布每个街巷。 　　2007年6月16日，兰州市西固区市民首先发现，他们钟爱的“牛大碗”竟一夜之间上涨0.5元，小碗牛肉面由原来2.3元上涨到2.8元，大碗由原来2.5元上涨到3元。有市民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 　　6月26日，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兰州市工商局、质监局、卫生局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出台《关于规范兰州市牛肉面行业价格行为的通知》，决定对兰州市780余家牛肉面馆按特级、一级、二级、普通级四个级别进行分等定级，实行优质定价，并限制每个级别的最高价。其中规定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不得超过2.3元；通知还说，凡不按规定报批登记的牛肉面馆，一律执行普通级的规定价格，违者按《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限价令一出，舆论哗然。“限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限回了计划经济时代”等言论把兰州市物价局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兰州市物价局局长徐希望7月9日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自己好比是在“走钢丝”：管吧，频频遭受非议；不管吧，职责所在，良心难安，还容易被市政府纳入“不作为”的对象。他介绍说，牛肉面涨价后，群众意见非常强烈，一天80多个投诉电话，还有转办的市长专线，不断有群众信访。一位老者甚至把电话打到了他们办公室，质问他：“牛肉面反反复复涨价，你们还管不管？”另外，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7年4月刚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价格主管部门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价格利益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加大民生价格监管工作力度。可是早在2001年，物价局就曾明确表示过，政府已经对牛肉面的价格取消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高低由店家根据成本自行确定。这样一来，物价局就感到非常为难，最后“动真格的，解决百姓关心的牛肉面价格问题”，却“没想到招来这么多的议论”。 　　2．一碗牛肉面到底能赚多少？兰州市物价局于7月11日委托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选取全市近800家拉面店中的12家，对它们进行生产成本测算。在他们认为科学的数字中，大碗面成本为2.19元。其中包括0.44元的面粉，0.46元的牛肉，还有燃料、水电、工资、税金、房租等等。于是，2.5元的牛肉面政府估计出的利润空间为每碗3角钱。根据估算，一家小店每天可以用掉3袋面粉，卖掉一袋半面粉做的面条时，就能收回一天成本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猜测中所说的40%，却仍然高于牛肉面“业内人士”承认的利润。 　　马俊礼经营着兰州西固区的一家牛肉面馆，每天凌晨4点半，他就要早早从家里来到面馆。切肉，配好调味的蒜苗、香菜，和面，揉面，打扫卫生，是员工们上班前必须准备好的工作。马俊礼告诉记者，做牛肉面是一个手工活，也是一个体力活，一碗牛肉面的出锅要经过十几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要手工一步一步地操作。为此，店里现在聘了16位员工，这要比一般经营早点的饭店多得多。牛肉面限价规定让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他说：“两块五我们没法做。” 　　马俊礼对近两年牛肉面原料的涨价情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牛肉由原来的6.8元一斤涨到了现在的10元，面粉由原来的每袋75元涨到了现在的81元，拉面工的工资则由原来的1000元涨到了现在的1300元，每年的税收也由976元涨到了每年的1445元。让马俊礼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做牛肉面的面、肉、油等原材料的价格在上涨，而牛肉面却一定要进行限价。 　　3．从2.5元涨到3元，从天天吃到吃不起，市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钱的面？一位关注此事的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份2001年针对兰州牛肉面的市场调查。 　　每天，兰州城区的200万市民中，有36.55%的人愿意去占总数5%的优质面馆吃面，在那里，牛肉面价格早就提高到了3元，最贵的拉面卖到了25元，但去的人还是不少。另外，早在6年前，愿意拿出3元吃正餐的市民，就达到了市民总数的55%，根据调查，这些市民并不在乎牛肉面价格上涨到3元。 　　家住兰州市西固区的张奎生，是兰州市机械化公司的退休工人，每天早上，夫妇俩晨练回来，都要在当地的拉面馆吃碗牛肉面。张奎生告诉记者说，对于上涨的5角钱，虽然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对于他们退休人员来说，经济上还是感到了压力。张奎生夫妻俩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生活上并不富裕，这次牛肉面的涨价，也让他俩每天一碗牛肉面的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记者了解到，如果牛肉面的价格真的进行了限制，一些市民又会产生另外的一种担心。 　　兰州市民A：“质量肯定差，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啥东西都有个成本问题的嘛，多少年前是两块五，现在肉价是多少钱了！” 　　兰州市民B：“兰州的牛肉面还是可以的东西，你总不能硬压下来。以后，最后就是味精汤，不给你拿大骨头熬，你肯定就不行嘛。” 　　兰州市民C：“你搞市场经济就要以市场决定物价的高低，有些东西涨价，它牛肉面馆也控制不住牛肉别涨价，能控制住吗？” 　　4．牛肉面价格究竟是该政府管，还是让市场说了算？兰州的牛肉面经营者和当地物价部门之间，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物价部门认为，牛肉面涨价背后有经营者联手串通的嫌疑，违反物价法规。而经营者认为，涨价是否合理最后还得看消费者的态度，物价部门管得有点太宽了。 　　老板M经营的面馆，地处繁华的十字路口，由于口味好，虽然价格由原来的2.5元涨成了3元，但前来吃牛肉面的顾客还是排起了长队，每天从早上开门，到下午关门，一直是顾客盈门，络绎不绝。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离他不远的一家牛肉面馆，价格虽然由原来的3元一碗，降到了现在的2元5角，顾客还是不见增加。 　　面馆老板W：“你看，我们这附近50米之内，有好多家牛肉面馆，他可以选择三块的，也可以选择两块五的，附近有卖豆浆油条包子的，做得不好你卖多少钱没人来吃，人家做得好的，排着大队去吃，是不是？这个是自由，老百姓自由去选择，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面馆老板Z：“分等定级下来也不合理，我们这条街上比如有三个面馆，你比如给我定了个特级，让我卖八块或者卖五块，顾客不买这个账，你给我定了八块又能怎么样！我们开门做生意，是顾客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顾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包国宪教授认为，兰州市物价局的初衷是好的，但方式方法不妥，它的决定已经越出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边界，政府应该管质量、管环境、管培训、管信息披露、管产业的规划。他建议，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要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要界定哪些是政府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 　　5．自“限价令”发出后，其合法性一直未得到公众的认可。 　　有关人士指出：首先，按照我国《价格法》的规定，“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但目录中没有牛肉面的名字，这意味着牛肉面的价格不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其次，如果牛肉面要进入政府定价目录，则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显然，牛肉面能否进入政府定价目录，也应该由甘肃省政府的有关部门上报国务院。再次，如果被列入政府定价目录，在具体制定政府指导价时，还应当事先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兰州牛肉面限价令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经过上述程序。 　　“显然，兰州市物价局没有发布牛肉面限价令的合法权限，属于无故插手。”有关人士说。 　　就兰州市物价局发布牛肉面限价令一事，记者采访了当地政府的上一级物价管理部门——甘肃省物价局，但省物价局拒绝就此事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市工商局曾是与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发出“限价令”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兰州市工商局的有关人士曾透露说：“虽然当时签了文件，但我们对限价令并没有完全认同。” 　　6．记者：“针对兰州市牛肉面价格上涨的这种问题，兰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种限价的手段，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经济学家刘福垣：“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中期阶段，市场机制要求的是产品要按照价值规律正常的调整，而政府限价这还是恢复到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不利于市场主体的成熟，也不利于市场结构的调整。所以我认为它这个做法是好心办了错事。” 　　记者：“可是像兰州当地老百姓也说兰州牛肉面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他们来讲也确实是一种负担。” 　　经济学家刘福垣：“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永远希望东西越便宜越好，作为一个生产者，他希望他的东西越贵越好。这都是市场的问题，政府不能说老百姓要求降，你就强迫生产者降，这两者之间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平衡，而不能听大家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我去吃面，我也希望面是便宜的，但是希望和事实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情。既然我们现在搞了市场经济，就应该要无形的手去调整，政府来打这个官司，当这个裁判员。这样你迎合了一方，就要损伤另一方。你要想牛肉面便宜，那就要等将来牛肉面生产的价格贵了以后，生产的厂商多了，牛肉面的饭馆多了，叫他们去竞争，他们会把牛肉面的价格竞争下来。而现在实际上是吃牛肉面的人在竞争，那只能把它竞争贵，政府管也管不了。 　　7．2007年12月4日新浪网报道：入冬以来，兰州市的牛肉面悄悄集体涨价至每碗3元，突破了今年6月当地物价部门2.5元的“限价令”。 　　根据甘肃省物价局的监测，从10月底开始，甘肃全省面粉价格开始波动，11月22日全省平均特一面粉价格为每公斤2.54元，较月初上涨7.62%，较上年同期上涨14.41%。食用植物油价格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中，11月22日全省平均散装菜子油价格为每公斤12.52元，桶装菜子油价格为每桶63.122元，较月初分别上涨14.23%和7.44%，较上年同期价格分别上涨60.10%和42.77%。部分接受记者采访的市民表示，现在面粉、油价格上涨大家都了解，因此牛肉面馆现在涨价在情理之中。 　　部分牛肉面馆老板表示，兰州物价局等部门在制定“限价令”时，明确提出在原料价格变动后可以适当调整价格。但政府的价格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因此他们采取自行调价的措施也是适应市场价格变化的自主行为。 　　兰州市物价局副局长李发庭表示，目前，物价部门已经将牛肉面价格的调整权完全“归还”市场。牛肉面馆可以根据原料的变化适当调整价格。 　　8．2008年1月3日中国法院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联合推出2007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其中第九大新闻是“兰州物价部门对牛肉面限价引发争议”。其人选理由为：漩涡中的兰州市物价局坚持认为“牛肉面的价格就是兰州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民生价格”，但是此举似乎并没有讨到百姓的好。许多市民认为，现在面价、油价都涨了，牛肉面涨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市民也表示，对牛肉面涨价五角也不会打举报电话。消费者追求的是物美价廉，经营者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则是一手牵两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用限价破解民生困局，不能治本，尴尬的限价令就是佐证。 　　9．2008年4月1日《中国民族报》报道：限价事件过了半年多，兰州牛肉面又一次被推至行业的风口浪尖——品牌店风起云涌，作坊店管理粗放，3元钱一碗的兰州牛肉面，利润微薄，一些经营者偷工减料，损害着牛肉面的品牌。 　　“西雅轩”餐馆的牛肉面，曾经在兰州市牛肉面大赛上被消费者评为“十佳牛肉面”。每到中午时分，店内就坐满了就餐的人，取面口还排着队。几位在附近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说，这间店风味不错，量也足，同事们吃牛肉面基本都来这家。然而店主马宝生却说：“虽然现在牛肉面卖3元一碗，但对我来说，承受的压力比卖2.5元一碗时大多了。” 　　马宝生仔细地算了成本账：“牛肉面卖2.5元时，清油5.4元0.5公斤，现在要8.5元，店里现在一天用50公斤左右的清油，仅这一项每天的成本就增加300元左右。牛肉从去年夏天的0.5公斤8.5元涨到13.5元，1袋面粉从70元涨到84元。煤炭去年夏天650元1吨，现在每吨不低于1000元。”马宝生店里雇了17个人，人员的最低工资从800元调到1000元，最高的拿1600元。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再次抬高了牛肉面的成本，使经营压力骤然增大。每天不到6时进店，直到晚上8时关门，苦心经营1个月下来，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现状就是这样，一碗面的成本达到两块七八了，我还能有多大的赢利？”马宝生一筹莫展。至于面的质量，马宝生说，他店里光煮牛肉的调味品就有十几种，只有用足量的料才能煮出好汤。很多小店做不到这一点，质量当然无从保证了。 　　兰州牛肉面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在兰州市，有的一公里长的道路两边就有13家牛肉面馆。一位经营者有些沮丧地说：“眼下物价较高，凭心而论，3元钱已经做不出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了！” 　　这些感慨似乎意味着，牛肉面新一轮涨价又要开始了。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以《小事情，大道理——从一碗牛肉面的定价说起》为题，写一篇议论文章，篇幅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位于贵州中西部的黔西县，素有“杜鹃花之都”的雅称，在这花丛包裹中的大山深处，有一些学生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常年吃从家中带来的土豆、苞谷饭、炒玉米，有些甚至吃不上午餐，饿着肚子只能喝些生水，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黔西县山区学校万余名师生，因学校没有食堂，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因离县城最远，这样的问题在花溪乡尤为突出，“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曾多次为学生们的午餐问题犯愁，但苦于资金、物质的匮乏，更多时候只能“有心无力”。方坤友说，他曾对没有吃中饭的学生做过统计，全校169名学生中，有104个学生是没有午餐吃的，“上学需要花费40分钟，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如果孩子在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就不能正常用餐了，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会回去用餐。”　　方坤友有些无奈，有些孩子只能带一些玉米或冷饭。他举例说，如果下午有体育课，哪些孩子有没有吃饭就会直接从状态上体现出来，吃饭的孩子上课会表现积极一些，没吃饭的孩子一般不想动。　　2011年04月2日，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同时，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问题】　　A市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给山区儿童送午餐”活动，请根据给定资料，为政府网站写一篇短文，向全市人民宣传此次活动，以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三）　　【给定资料】 　　1．二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为了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西欧国家吸取战前经验教训，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目前，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比较稳定，民众生活普遍较为富裕，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 　　浙江省社科院发布的《关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评估的说明》显示，2010年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距100%实现全面小康仅仅差5.8个百分点，“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体验却并不那么愉悦，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在增加，对于未来的增收和改善生活信心不大。”调查显示，有八成人明显感觉到生活压力在不断增大。 　　人民网推出“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截至2月22日，社会保障高居榜首，最受网民关注。2010年人民网“两会”调查中，养老保险排在“十大热点话题”首位；2009年“两会”调查，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下岗老工人的生活太难，体弱多病的更难，生活都保障不了，更谈不上有病就医。”有网友这样留言。 　　在山东烟台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老韩领到了春节后的第一份工资。老韩今年56岁，是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的农民。老韩打工，为的是给自己和老伴准备养老钱。他说要在外面干上四五年，希望积攒2万元。在现实压力下，很多上了年纪的农村居民，就和老韩一样，节衣缩食，把来之不易的收入积攒起来，以应对不时之需。 　　40岁的张先生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他是公司骨干，收入不菲，可由于工作时常变动，生活压力很大，总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于是，他每月把20%的工资存起来，作为自己的“养老基金”，“过几年，不能在职场打拼了，就靠这部分‘老底儿’生活”。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过高的投资比例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约束。由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比较弱，导致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既增加了经济风险，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在我国，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7.3%，比2000年下降25.0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还要低11.5个百分点。而正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60%至70%之间。专家指出，当前内需不足，主要还是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很多，不愿花钱，不敢花钱二不能放心花钱。“只有将来生活有保障，老百姓才敢放心地花今天的钱。” 　　2．欧洲发达国家以及包括韩国在内等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开始由“积累型”走向了“分享型”。据西方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 　　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总量已经相当可观。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全年累计突破8万亿，比1997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7.9万亿还多，同比增长达到21.3%。从2000年到2010年，政府财政收入从1.3万亿元增长到8.3万亿元，增长了近5.2倍。2010年投向民生的财政增长超过了30%，其中投向社会保障的投入增长19.4%。 　　据统计，2010年浙江省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2005年的2.3倍、2.4倍。其中，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94.5%，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3.3%。日益殷实的财力保障，成为浙江向“民生财政”转变、向“有福利增长”转变的最大底气。 　　每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地上项目、比增长的热情，往往格外高。而今年，不少省区市的“两会”上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GDP增速等预期目标调低了，经济指标淡化了，对于“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北京、上海将目标锁定在8%，比“十一五”规划目标低了2个百分点。广东、浙江也设定在8%左右，内蒙古则确定为12%，远低于“十一五”时期年均17.6%的增速。成为亮点的是，让人民“满意”“幸福”成了各地规划中的高频词。 　　面对各地不约而同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换挡”，人大代表刘子福说：“今后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效、财政状况，包括可考核干部，主要应看能不能拿出钱来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实质是个对老百姓的态度问题。” 　　在一次全省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功在当代、恩泽子孙、惠及千秋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件‘苦差事’，没有半点风光，短期内也看不出多少政绩，但是把这件事真正抓好了，千百万老百姓就能更好地吃上安心饭。睡上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2010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社会保险法草案获得了表决通过。作为我国社会保险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它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一次重大的制度突破，是一部能够“提高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民生大法。有媒体评论，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是继全民义务教育免费，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后，我国民生领域的第三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问题】 　　某市将召开一次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形势分析会。会上，某领导要就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必要性作主题发言。请结合“给定资料1～2”，为领导拟一份发言要点。（25分） 　　要求：全面、简洁、条理清晰，有一定高度，字数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十五）　　【给定资料】 　　1．为全面加强公职人员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河南省安阳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 　　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是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但不足以实施党政纪处分而预先发出警告，是预防和制止干部发生更严重违反党政纪律行为的工作制度。 　　该制度规定，给予工作作风预警，以《安阳市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的形式，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县（市）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对被预警对象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直接对应由下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作风预警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实施工作作风预警。 　　该制度规定，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一式3份，一份送达预警对象，一份送其主管部门，一份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根据性质和程度，工作作风预警分为三级，实行梯次预警。年内首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黄色预警；年内二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橙色预警；年内三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红色预警。本年度被黄色、橙色预警而未达到红色预警的，被预警次数顺延，实行累计。 　　该制度规定了预警追究机制。被给予黄色预警的个人每季度、被给予橙色预警的个人每半年在全市通报；被给予红色预警的个人，评定为全市工作作风“最差公职人员”，每年在全市通报，所在单位要视其情节轻重，按照管理权限，依照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单位处理意见报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实施；单位一年内被红色预警2人（含2人）以上的，对其所在单位全市通报，并追究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2．记者从重庆市奉节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08年10月17日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级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级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 　　随后在10月18日、20日晚的奉节综合新闻节目中，25位缺席的部门一把手，分别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作了公开检讨。 　　记者在采访奉节县这场肃吏风暴时，来到了奉节县民政局。当记者走到该局五楼503室时，只见门开着一条20余厘米宽的缝隙，里面一位官员一边和一名来访者谈话，一边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网络游戏“斗地主”。 　　记者随即拍下了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镜头。当来访者走后，这位官员在网上“斗地主”的兴趣依然很浓，全然没有注意到记者正在拍照片。 　　当记者拍完照片敲门走进这位官员的办公室，询问其局长办公室在哪里时，这位官员回头指了一下“就在旁边的办公室”后，又专心地打起网络地主来。 　　记者随即来到501室——副局长办公室。当记者将拍到的照片出示给这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称，打地主的是该局纪检组长，叫陈××。 　　这位副局长同时称，此时是工间操时间，打牌也没什么。但这位副局长却坚持让记者把照片删除，声称：“怕传出去对局里影响不好。” 　　当记者随后采访纪检组长陈××时，陈××称，从10:00到10:40是全县的工间操时间，他是在做完两套工间操后，看还有5分钟，才在网上斗起了地主。他同时称，工间操时间“斗地主”没有违反规定，是允许的。 　　在25位部门“一把手”因缺席会议，被县委、县政府责令在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讨的第二天，县民政局纪检组长竟然在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这种做法真如那位副局长和当事人所称“是允许”的吗？ 　　为此，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县委办主任罗启辉的秘书金礼德、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等相关领导。 　　据县委办公室的人员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这位工作人员称，该县的工间操时间是从11月16日开始，目前尚未执行。 　　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不允许的，更是违规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称，纪检组长上班“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如果一旦查明属实，将作出严肃处理。 　　3．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4．2009年7月28日下午，网友在大河论坛发帖，痛斥淮阳赏荷月期间，当地交警乱收费，车主被逼当街下跪一事。淮阳县公安局于29日凌晨2点55分通过大河论坛，就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目前纪委和督察人员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当事“执勤人员”已停止工作。 　　7月18日，荷花节开幕当天，节前淮阳交通巡警确保荷花节期间仪容整齐、文明执勤等掷地有声的社会承诺还言犹在耳，但记者在淮阳街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刚一通过，主要路口的交警有的不见了踪影，有的缩进了路边的警车当中，对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熟视无睹。 　　当天晚上，在淮阳县城最繁华的区域，几名民警坐在警车中闲聊，舒服不过倒着，一位民警干脆脱掉鞋子，把脚架在了前排的座位上，躺倒在座椅上。 　　7月19日，在淮阳县城北关汽车站对面的一幕更是让记者气愤不已。一位骑车拉炭的人被三个既没有肩章、又无警号的所谓民警以查车的名义拦下，车主在下跪未果的情况下，买烟交钱才要回被扣的车辆。记者通过对周边商户的调查询问得知：这三个所谓的民警每天都在这里查车，被查扣车辆的车主可通过一个跟三人关系不一般的中间人老金，给老金一定数量的手续费，然后由老金协调给三人一些费用便可解决。 　　站在淮阳街头，淮阳城区随处可见无运营资格的面包车，随便用纸板写上“上车一元”的标志就融入了运营车辆的车流，狭窄的街道上触目可及的是乱停乱放的车辆和红绿灯下混乱的交通秩序，这丑陋的一切与美丽的荷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睹此状，真不知道欲以荷花为媒，把淮阳打造成旅游名城的领导者如何感想？ 　　5．据海口市琼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黄茂兴介绍，2009年7月6日上午，海口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某与另外7名队员，从6点30分开始上路执法，在大园路一带对占道经营进行治理。此间，王某一朋友打来电话称给其送结婚请帖，王某表示正在上班，晚一点联系。上午近10点左右，当班工作结束后，王某与7名队员一行8人来到府城某茶艺馆喝茶，并与朋友约定取喜帖。督察组在府城大园路检查时发现，王某和队员离开工作岗位，穿着制服到茶店喝茶，立即对此展开了调查。 　　黄茂兴表示，虽然王某与其队员是在当班工作完成后到茶馆的，但仍属在法定的正常上班时间内擅离工作岗位，不认真履行职责，而且还穿着制服进入茶馆，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依据《琼山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奖惩办法（试行）》等规定，决定给予王某行政警告处分，并停职检查、通报批评。 　　同时，与王某一起在法定正常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岗位的黄某、李某、潘某、吴某、梁某、郑某、劳某等7人，也被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6．辽宁省丹东市电视台“马上就办”专栏组接到的群众咨询与投诉主要集中在相关部门对解决群众投诉的效率低及办事拖拉、三产扰民问题、部分区段的环境差问题和个别居民小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护等问题上。 　　有市民投诉：“现在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下了！”他们已就楼下门市私拆乱改投诉几个月了，执法部门也来现场察看过，至今也没给这种违法违章行为作出认定与处理，一打电话就是“正在研究、调查”，结果楼下门市从容弄虚作假，相继骗取了环保与工商部门的许可与证照。7月底，记者曾就丹东市振业区山上街人防路17号楼的楼院地面低、雨天积水难行问题向相关管理部门作了反映，接待人员答应联系物业并去现场查看，并于一周内给“马上就办”回复，可是记者等了多日也没听到回复，再次打电话咨询得知：人还没去呢。怪不得老百姓对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不满意。 　　7．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与此同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问责风暴”让河北省的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就调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2009年2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这样语惊四座的一席话，拉开了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序幕。 　　5个多月后，一组数据为张云川的“狠话”做了注脚：由于不作为、乱作为，河北共有1000多名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河北省省委书记坦言：“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但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依仗职权吃拿卡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张云川大声痛斥少数干部权欲重、效率低、乱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光有“唱功”没有“做功”，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数字游戏。极少数机关干部无视工作纪律，竟然在上班时间擅离职守、打牌赌博，上网打游戏、炒股等。 　　“我觉得心头一震，觉得这番话点到了许多干部的痛处。”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情景，河北省委办公厅干部解智峰说。 　　也有人担心：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办事效能低、服务差，几乎是所有机关的“通病”，并非河北独有。这样“高调”地自揭家丑，会不会影响自身的声誉？ 　　“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非常艰巨棘手。”张云川坦言，“我也曾考虑，如果把问题捅出来，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听后会不会害怕，河北的声誉和发展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调查发现，在河北，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要盖166枚公章，交54项费用。张云川痛心地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除非是来挖金子，谁还敢到河北投资，谁会到河北投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8．记者从海南省纪委获悉，乐东县在对机关和行业纪律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中指出，一些干部职工有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打牌、打麻将的现象。 　　据了解，乐东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督察室和县直属单位工委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全县11个镇（包括七所八站）和80个机关单位，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明察暗访的方式，围绕着干部作风和部门纪律作风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的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指出，大多数单位工作开展比较正常，上班秩序井然，不少单位还确定了值班领导。 　　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部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上班不佩戴工作卡；部分机关单位不健全考勤制度；存在干部职工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是打牌、打麻将的现象；存在周末提前离岗的情况，尤为突出的是星期五下午不同程度地存在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因私事擅自离岗不请假不报告的情况；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依然存在；有关单位存在没有及时转送、交办信访件的情况等。 　　通报认为，有些职能部门、窗口单位工作效率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和干部工作作风存在问题，有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在基层甚至是萌芽状态就得到解决的，但个别单位敷衍应付、推卸责任或是把责任上交，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群众多次上访。 　　9．2009年8月26日，湖北省宜城市委四届七次全会下发《关于实施八项制度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实施政策业务考试制度、绩效督察制度、述勤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纪律抽查制度、书记谈话制度、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着力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过硬的作风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凝聚更强的发展动力，推动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2009年初，宜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年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四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翻一番、奋力冲刺全省综合经济实力20强”的科学发展奋斗目标。 　　“目标一旦确定，关键在落实，核心靠干部。”宜城市委书记朱慧说，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党群关系的亲疏、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的进度…… 　　通过问卷调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该市认真收集梳理出了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思想解放不够、学风不实、能力不强、办事拖拉、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等问题。 　　“干部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事关事业成败！”朱慧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干部作风总体是好的，但在个别部门和部分干部中仍存在办法少、玩性大、拖劲大、眼眶大、标准低、借口多、自律差等严重影响队伍形象、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确保作风建设动真格、见真效，宜城在出台“八项制度”时，充分考虑了其可操作性，着重突出了问责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该项制度要求纪检监察部门全面系统地掌握和分析干部作风状况，根据干部学习和考试平均成绩，述职述廉和民主测评结果，群众反映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来信来访数量，纪律抽查结果，绩效督察结果，警示谈话和信访约谈次数，完成急、难、险、重工作任务及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情况，所在单位集体和个人获奖情况，责任追究问责情况等九个方面对干部作风作出定量及定性的客观评价。在对干部评先表彰、奖励、提拔和重用之前，纪检监察部门须对干部作风进行评价并形成书面意见，供常委会决策参考，同时建立干部作风档案予以记载。 　　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还规定，对以上九个方面定量评价有突出问题或因个人作风不实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因本部门的拖拉影响重大工作进展，因工作不力未按时保质完成工作目标，为了小团体或个人利益严重污染经济发展环境，因个人作风问题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的，一律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被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除公开通报批评外，责令辞职。 　　宜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孙纯科介绍，在责任追究上，凡违反八项制度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违法的，同时追究其纪律和法律责任。 　　其中，对政策业务知识考试连续两次统考不及格或抽考一次不及格的，给予通报批评；在绩效督察中，对发现违反限时办结规定、2次挂牌督办、未完成绩效工作目标且考核排名居末位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半年、诫勉一年处理；在述职述廉测评中一次不合格、连续2次不合格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引咎辞职处理；对在纪律抽查中，一年内2次或3次以上缺岗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处理；对经书记谈话教育后，没有认真预防或纠正问题，出现类似问题进行第二次谈话的，给予通报批评。 　　10．2009年4月，湖北孝昌县根据该县出台的《孝昌县无为问责办法（试行）》，对15名无为干部实行了问责：诫勉谈话7人、通报批评4人，调整工作岗位3人、免职1人。 　　《办法》规定了以下八种情形应追究干部的无为责任：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的；没有完成责任目标和指定任务的；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不改选承诺、推诿扯皮的；不思进取、消极懒散的；精神不振、作风疲沓的；服务意识淡薄、作风粗暴的；监管、处置不力，办事不公的；等等。《办法》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初步核查：个人或组织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投诉；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建议；执法监督机关提出的建议；新闻媒体曝光的重要问题；工作检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各种评议、测评、考核结果及其他信息反映的重要问题。经初步核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的，启动问责程序。纪委和组织部成立调查组，在30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由无为问责协调领导小组作出无为问责的决定。 　　根据《办法》的意见，每半年要对工作进行检查核评，对查实无为的官员进行问责。从6月下旬开始，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联合进行了核查，全县共查处干部无为案件12起，对15名干部实施了问责处理。这对无为官员本人是教育，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有很大触动，有助于解决干部队伍中懒散惰性、怕吃苦、思想僵化、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联系实际，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证恰当，语言流畅，字数在10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