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二十五） 　　【给定资料】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威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都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么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入，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儿媳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十二三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的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世界的，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还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用于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5．据报道，某房地产集团开发的大型社区建有一个污水回流区，社区居民洗衣、洗菜、洗脸、洗澡的生活用水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用于浇灌社区内的绿地，冲洗路面。冲厕水则由管道通往室外化粪池，再经城市污水管道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该集团某负责人说：“社区的绿地很多，如果全部用自来水浇灌，很浪费水资源；而且这部分费用都要公摊到小区业主，造成公摊费用也多。”他介绍，小区面积有十几万平方米，当初规划时就把设置污水回流设施纳入建筑成本，投入150万元建设污水回流系统，可以处理污水150吨，目前没有统计，不知道经济上是否划算，但这种做法既减轻了业主负担，也节约了水资源。　　业内专家介绍，所谓“中水”，就是把排放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回收，经过处理后再利用的水。“中水”起名于日本，“中水”的定义有多种解释，在污水工程方面称为“再生水”，工厂方面称为“回用水”。一般以水质作为区分的标志，其水质介于自来水（上水）与排入管道内污水（下水）之间，故名“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中水利用也称作污水回用，“中水”回用，一方面为城镇供水开辟了第二水源，可大幅度降低“上水”（自来水）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水”（污水）对水源的污染问题，从而起到保护水源、水量的作用。　　6．将水价分为不同的阶梯，在不同的定额范围内，执行不同的价格，叫阶梯水价。使用水量在基本定额之内，采用基准水价，如果用水超过基本定额，则超出的部分按另一阶梯的水价标准收费。阶梯式水价可以分为增阶梯式和降阶梯式水价两种。增阶梯式水价指随着用水量的增多，水价越高；降阶梯式水价则相反，用水量越大，水价越低。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增阶梯式水价。例如，2005年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生活用水水价方案；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2立方米及以下的，按基本水价1.32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3立方米至30立方米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5倍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2倍计收水费。　　阶梯水价表明，用水量越多，付出的费用越大。对于短缺的水资源而言非常适合。尽管实施阶梯水价存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梯比例和基本水量如何确定等难题，但都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阶梯水价优点明显，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让多用水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促进其节约用水，是用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的重要工具，应该科学地加以利用。　　工业用水户应该是实施阶梯水价的重点。首先，他们用水量相对比较大，其次，量水设施比较齐全，数量相对居民少，容易监控，将其作为近期阶梯水价实施的重点是非常必要的。　　7．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补贴。　　由于水价的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获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应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利，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速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针对这种观点，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对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阐述。　　要求： 　　（1）自拟题目，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 （十六）　　【给定资料】 　　1．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去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周和平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要抓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2．梓潼作为较为典型的丘区农业县，由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很多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能充分建立，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该县文化馆现有活动场地不足500平方米，与国家规定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该县文化馆观基本没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需的各类设施设备。比如：音响、乐器、服装、灯光、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在开展活动全靠一双手，一张嘴，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近年来，该县虽然逐步加强了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存在着较大困难，历史遗留下来的乡（镇）文化站人员的问题、阵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某县大部分乡镇无一所图书馆和书店，也无图书报刊，更无钱订阅图书报纸杂志。仅有的一所县图书馆，近l0年来新书购进很少，藏书量普遍不高，现藏6.8万册，而且多为旧书，利用价值不高。全县累计发放借书证数只有1454个，图书流通人次为1.4万人次。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之中，全馆无计算机等设备，无法提供电子网络信息服务。据对百户农民的调查，2004年农民每年用于订书报刊物人均24元，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书籍费，农民对书报刊物的投入非常有限。 　　某县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仅仅是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很少下村辅导。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上目前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参与活动不够，对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3．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乡各级财政财力有限。2004年县财政收入完成23616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l9053万元；财政支出是23476万元；从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体现在县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支出结构不合理，可用财力少。县财政拨入文化部门l31万元，占县财政支出的0.56%，连1%都不到，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县里只能采取“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改革”的措施来维持全县的运转和社会稳定，故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严重“贫血”。 　　该县现有的25个乡镇文化站中，共有人员31人。财政拨款收入为31.9万元，支出也为31.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0.7万元，公用支出1.2万元。经费仅仅是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业务经费缺乏，人均每月才35元，根本谈不上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县文化局一年的业务经费预算6万元，平均每月才0.5万元，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全县25个乡镇广播电视站中，共有人员31人，实际在岗29人。纳入县财政预算的有2人，其余的主要是“以网养人”，每户每月仅收l0元，仅仅保住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4．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已突破“狭义”的文化范畴，延伸到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联系协调不够，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政，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对农民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不能集中开展，公益性文化的职能不同程度受到削弱。 　　如今在一些农村，每到冬闲时节，由于缺乏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许多农民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看一些低俗的色情表演。有记者去一个著名旅游地采访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结果发现，该村的文化站里有十几桌人在打麻将，原本进行皮影表演的房间，已被外地来的“劲爆现代歌舞团”租用。记者晚间观看了这个歌舞团的表演，发现所谓“劲爆”与“现代”，无非是一些年轻女子，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把自己脱得近乎全裸，疯狂地扭动肢体而已。记者问一个观看表演的年轻村民：“这个村以前出了不少民间歌手，经常有赛歌会，皮影戏也很有名，那是多好的传统啊，这里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低级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村民说：“那些东西好是好，谁不知道好？可现在有哪个要听要看？没人听没人看，好又有什么用！我爷爷就是皮影高手，现在连他自己都天天打麻将、不再提皮影了。” 　　5．传统戏剧凋零，电影院门可罗雀，文化站名存实亡。近日记者在河南、安徽、山西等省农村采访时看到的这些现象，令人痛心。 　　据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县乡电影院每年从省电影公司购买拷贝保持在3000部左右，农村每年放映电影20多万场。而2003年至2004年，两年购买拷贝仅200部左右，放映场次也下降到现在的约5000场。这位人士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已经瘫痪。”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痛惜地说，在山西各地，过去是“城镇有戏馆，寺庙有戏楼，村村有戏台”，老百姓“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如今，艺人少了，戏台毁了，许多戏剧也渐渐地被历史尘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三分之二的剧种和曲种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农村文化建设也令人十分担忧。江都市周西镇退休干部老田说：“10多年前，江都市农村乡乡有文化站，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全是农民，一到农闲或春节期间就免费为农民演出当地传统戏剧，深受农民喜爱。”而说到现在，老田则颇感无奈。他带记者来到他所在的楼庄村，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空空当当，啥也没有，飞来飞去的麻雀成了“主人”。老田说，10多年没有演出了，大礼堂也失去了作用。 　　在晋、豫、皖农村，记者看到不少露天演出场所，在那儿表演的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农闲时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以至赌博成风。 　　6．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托克托县等地农村，记者发现在家种地的农民目前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晒暖，夏天歇凉”的日子。 　　据苏主任介绍，因无处消遣，当地农民们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少村子都有赌博点，麻将、押宝、推牌九……花样繁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在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的抓赌活动中，一些被抓的农民被查处后很不服气，甚至还不满地说：“连牌都不让打，那让我们干吗去？” 　　封建迷信在偏远地区农村也日趋猖獗。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却建得很漂亮，里面供奉着“五道将军”、“龙王爷”、“孤魂”、“河神爷”等神位，有些长年摆着供品，附近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去拜祭。 　　与此同时，对“电视进了村，节目不姓农”等问题，农民反映也比较大。一些农民甚至说：“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是新闻让地区领导露脸，广告让人们瞪眼，电视剧就那么几张脸，露胳膊露胸，有甚好看的？” 　　为解决农村电视节目少的问题，托克托县在2005年为农民安装了有线电视，结果因线路不好，只能收几个台，农民非常失望。一些村民添置了影碟机，但是片源有限，大多是武打、枪战等影片，符合农民口味的题材非常少。 　　一些干部担忧地说，正是瞅着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匮乏，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眼下农民每年的大型娱乐活动就是春节前后集资请戏班子唱戏、办庙会，凑在一起乐乐，其余的时间都枯燥乏味。此外，“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小，内容不活，时间短，有些还走过场，很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7．最近，投资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于开支巨大而让经营者有苦难言，外观保洁一次就得4万余元，而每天维护费高达9万元，投资过亿的冰上舞台由于启用价格昂贵，去年仅使用一次。这样豪华高贵的艺术中心、剧院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成为一道令人尴尬而痛心的“艺术风景”。 　　既然名为公共文化设施，就得立足于为公众服务，其性质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不配称为公共文化设施，干脆就叫富豪文化设施得了。就以东方艺术中心为例，一套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投资高得惊人不说，单是其对环境要求之高就够吓人的。需要整个音乐厅24小时的恒温、恒湿，光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这类西洋乐器国人大多无缘见识，一般的普通大众更是闻所未闻，很显然，其配置的动机就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而是专为少部分精英阶层准备的。上海全市50%的县级文化馆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仅占总数的l8.8%，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平均面积还不到50平方米（2006年9月1日国家文化部），咱还得提醒一句：城市居民需要好的文化设施，农村居民、离土农民和外来人口等也需要文化设施，在预算文化设施经费时，请给他们多预留一点吧。 　　8．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乃至部分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思维上将其当成升迁的“跳板”，老百姓的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们对建设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具有雄心壮志。如某省提出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二十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四万余个。理由是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还有的地方由于利益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变成大拆大建和残酷的征地运动，大建村级文化广场、农民小公园、农村篮球场和信息化服务等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建设决非都要“拆旧建新”。大拆大建，非但会使各类传统的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会丧失农村特有的风貌，切断农村的传统文脉，阻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9．近年来，作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文化部2004年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调查，仅浙江嵊州一地，就有民间剧团100-个左右；福建省泉州市有高甲戏、木偶戏、歌舞等民间职业剧团168个，还有数量众多的乐队、民间舞蹈队、家庭文艺队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每年排演的剧目达5000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可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认可、创造票房收入的却没有几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院团还沿袭以前依赖政府生存、为评奖而演出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一些投资巨大、场面豪华的“政绩剧”，不是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所以也往往难免评奖完毕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命运，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团体的生存问题。 　　10．早就听说德庆农村公共文化开展得好，昨天，借着全市召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场会的机会，记者参观了几个德庆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村，亲身体验到了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风貌。 　　“怡乐居”：农民自己的“文化天地”德庆凤村镇新生村的“怡乐居”，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幢半旧的平房，里面却“别有洞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整齐地排列着电视、电脑、报纸以及象棋等文体娱乐设施，俨然一个多功能活动室。现在，“怡乐居”不仅有不少娱乐设施，而且有图书近500册，杂志200多册、订阅报纸3份，成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自我教育提高的文化宣传阵地。 　　古祠堂焕发新活力：有着540多年历史的凤岗镇大村村仍保存着“弼唐书室”、“清任书室”等极具文化气息的祠堂。在“清任书室”内，三面墙上悬挂的红色巨幅“百家姓”吸引人们的眼光。“我们这里现在不仅是古祠堂，还是‘中国姓氏文化展览馆’呢！”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革命历史专栏，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清任书室”作为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这里的古祠堂如今已经成为传承历史和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阵地了！”一位参观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再往里走，悦耳的乐器声传来。原来，是这里的村民在表演粤剧。数十位村民正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一对男女的表演。“怎么样，够专业吧？表演的可都是本村人哦。”一位小伙子介绍说，“大村曲艺队成立4年了，有固定演员30人，都是该村的曲艺爱好者。” 　　11．在河南省兰考县，记者看到的现象令人鼓舞。深受农民欢迎的贺村合作社，除拥有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种植棉花协会等五六个农民互助组织外，还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合作社负责人王德显告诉记者，当初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我们试着搞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没想到一下子就吸引了50多名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参加。 　　村里有什么喜事，宣传队马上就组织节目，义务演出。有唱戏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非常热闹。宣传队队长侯玉敏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原来有头疼的毛病，晚上睡不着觉，现在白天文娱活动多了，一到晚上就能睡好觉，头也不疼了。 　　村支部书记张树利说，宣传队还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工作的问题。比如村里发动村民搞沼气建设，起初群众不了解也不配合，很难推动，合作社就让宣传队自编了一个小品《讲沼气》。演员们自编、自演，就连服装、道具都自己花钱买。节目一演出，不用村里再做工作，农民就纷纷建起沼气池。目前全村707户人家已建起了100多个沼气池。 　　2005年春节，在贺村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里评选出l0个好媳妇，召开了精神文明表彰会。张树利说：“宣传队给村里的工作帮了大忙，现在村里家庭和睦了，干群矛盾少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 　　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继平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都要为农民送“文化大餐”，过去的做法是草草组建一个临时班子，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开上“大篷车”送文艺下乡。而县里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后来，县里换了一种思路：第一，取消领导致辞；第二，节目以“平民文化”为主，贴近乡土农村生活；第三，大量吸收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让农民自娱自乐，还舞台给农民，减少甚至不要专业演员。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农民积极参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看演出，场面十分火爆。 　　现在，兰考县不少村子建起了自己的文艺队。李继平说：“这是一支永远不会走的文艺队。当我再次走进这些村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村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家庭和睦了，村子也有人理事了。” 　　【问题】 　　假如上述给定的材料是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以“政策研究室”的名义，用不少于350字的篇幅，概括出一份“情况汇报”，以供领导审阅。 　　要求：归纳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问答题 （二十六）　　【给定资料】 　　2013年1月15日下午，在湖南省×县S镇B小学，一名男子翻过围墙进入校园，手持凶器将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刺倒在血泊中。校长杨某听到师生的呼救声，立即奔赴操场，安排把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奋不顾身追赶行凶歹徒，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以身殉职。 　　据介绍，杨校长1980年参加教育工作。从教30多年来，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师”。2006年担任校长后，他更是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视教育为自己事业的全部，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全部。 　　1月17日，教育部作出决定，追授杨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向杨校长学习。 　　中国教育部官方报纸评论员文章称，杨老师践行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是继“最美女教师”之后的教师楷模，令人由衷感佩。 　　【问题】 　　假定你是X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在当地报纸上为杨校长写一篇宣传稿。 　　要求：表示哀悼，介绍事迹，勉励后人，400～50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问答题 （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 （一） 　　【给定资料】　　1．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防灾减灾应急体制机制，推进集减灾、避灾、救灾物资储存等功能于一体的避灾工程建设，强化事前预警、事中救援和事后恢复的灾害综合处理能力。普及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建设农村应急广播体系，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保障和学校、医院、商场、娱乐场所安全为重点，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气象、海洋、水文、地质、地震等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协作，提高对台风、洪涝、干旱、雷电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事故、化学污染、核辐射等重大公共事件的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整合各类灾害信息资源和应急技术系统，完善110社会应急联动体系和防灾避险设施，加强平灾结合的减灾救灾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演练。　　2．2012年4月10日20时30分许，深圳市福田、罗湖和龙岗三区的部分区域遭遇100多分钟停电。在当晚22时O1分，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组负责人罗忠政，通过名为“黔龙爷”的微博账号，公布了停电大致原因，“初步确定是龙岗一座50万千伏变电站出现设备故障，供电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抢修，供电陆续恢复中”。　　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回复，数十分钟内被转发480余次，此后该微博又陆续跟进最新动态。直至次日凌晨1时，记者看到该微博上，还发布了一条“停电事件发布的反思”，博主梳理了此次信息公开期间，留下的几处“败笔”，如“将500千伏写成50万千伏”、“应该删除供电局领导前往现场之类的话”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请当事主体供电局直接发布为宜”。　　记者发现，当晚停电时间发生在20时30分许，检修工作很快开始，但是一线负责单位深圳市供电局，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该事件作出任何表态。罗忠政告诉记者，当时他请示了上级，预备发布相关信息，之后就联系到深圳供电局，但当时对方还没意识到需做信息公开处理。罗忠政介绍，按照深圳公职部门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办法规定，处理突发事件，应在应急响应启动后的120分钟内，发布基本信息，“边处置边发布”，不过很多单位往往是“重处理、轻发布”。　　“让公众了解突发事件，是和解决事情本身同样重要的，发布信息是对公众情绪的安抚，如果没有权威信息，他就会猜疑、恐慌，甚至制造谣言。”罗忠政说。记者浏览深圳供电局官方微博上发现，直至当日22时49分，该微博终于公布了第一条进展信息，此后又陆续公布两条，并且连续三次向公众表达歉意。　　3．2012年2月14日，广东省环保厅在环保厅网站公布了《广东省环境应急管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显示，在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广东拥有的具有较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些企业靠近城镇和水源地，威胁居民环境安全。为了能够成功处置威胁，广东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管理能力亟待加强。　　征求意见稿显示，目前广东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威胁。广东全省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有3672家，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占全国总数量的8.4%。这些企业大多靠近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作为饮用水源的江河，威胁环境安全。同时，广东纳入2010年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排查专项行动的1300家企业中，20%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纳入重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1700家企业中，15%的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237座尾矿库中有47座应该取缔关闭，但尚未关闭。不少尾矿库近距离内有大量居民和重要设施，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　　省环保厅在征求意见稿中表示，目前广东环境应急科技支撑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环境管理发展需求。重大危险源、重金属等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控监测技术能力缺乏，不能满足环境应急预警预报的要求，对多种环境基体不同污染物应急监测和分析的科技水平薄弱，严重滞后于应急管理需求，“环境应急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亟须完善”。　　4．2012年7月21日，一场暴雨袭击京城，这场被定义为“61年来最大”的雨将整个北京变为一片泽国。20多个小时里，37人死亡，63处严重积水，8万人被困首都机场，整个京城几乎陷入瘫痪。2011年6月23日大雨突袭京城后人群滞留、交通停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此次突降的暴雨又再次拷问了这个城市的应急能力。　　然而对于一路升级的警报，记者随机采访的普通北京市民中，有8人表示毫不知情，仅有2人表示从当天的报纸上有所获悉，但仍不知道不同颜色的预警代表何意。　　不少市民说，如果预先知道天气状况，就不会出门了。一位刘姓男子对本报记者称，他从手机报上获悉当天有雷电天气，但因为一向怀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便没有在意。　　尽管暴雨预报、预警机制都已建立，应急预案也都已制定，但市民大多知之不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被动应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研究员陈元龙表示，预警若没能让市民获知，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预警。　　5．泰国是河流众多、水资源丰沛的国家。对于大多数逐水而居的泰国人来说，面对河流季节性的涨跌甚至是泛滥，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2011年的洪灾，还是让见惯了洪水的泰国人再次经受了考验。　　以首都曼谷为例，该地雨水丰沛，属洪灾多发区，且有湄南河穿城而过，因此曼谷市民通常在洪水来临之前便已着手备灾了。尤其是一些住在湄南河附近的曼谷居民，他们早早就开始采取行动，如把房屋底层的物品往上层搬，把私家车辆停到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等。居民因担心洪水淹没街道无法外出或是物价上涨，常常有意识地囤积大米、方便面和瓶装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　　面对洪灾，泰国的民间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灾害期间，那些在洪水中划着小船徘徊在被淹楼房外的救生员，大多数来自民问志愿者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消防部门。或许是缘于宗教信仰，泰国人民普遍持有积德行善的信念，一些生活水平较好的平民，通常会主动捐款，或是在洪灾期间经常性地免费发放食物、水和生活必需品给灾民，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设立的灾民救济点相互配合，在洪灾前和洪灾期间对预防灾害和抗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6．行政诚信是现代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和责任，是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和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种良好的信任预期。行政系统的诚信包括内部诚信和外部诚信。内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城市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这种信任和忠诚外化于机构组织的协调联动。而外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组织对外呈现的诚信状况，主要是指社会各主体(如企业、社区组织、民众等)对一个城市基层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信任，体现的是人民对城市基层政府的信任关系。　　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很多系统和部门组织。突发事件越复杂，涉及的系统和部门组织就越多。而这就要求各城市基层政府机关、各部门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做到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共同完成任务和工作。然而，以往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总结多次显示，由于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矛盾交叉，导致城市基层管理出现“看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的尴尬局面，条块部门之间、基层管理机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现行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职能分工不清晰所引起。　　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高效的政府。这种高效主要体现在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合、共同治理，这种联合的效用发挥建立在职能部门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这些部门出于利益的考量，使职能部门在工作衔接过程中互设门槛，互为障碍，造成工作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部门利益的权衡威胁部门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由于这种利益权衡而错失协调处置突发事件的最好时机，加重危机的处置难度。面对公共危机，就要求城市基层政府公务员：一是行为不能违法；二是城市基层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透明。然而，面对公共危机，公务员面临道德风险，基于对自身“乌纱帽”的考虑，往往倾向采取“捂盖子”的手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推卸责任。城市基层政府是城市政权的最低层级，是与城市居民联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对危机事件有最先处理权，并且根据危机等级上报上级政府。然而恰是这种基础关系，给了城市基层政府“隐瞒、屏蔽”真实信息的空间，影响了政府治理。　　7．目前，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加重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难度，也更加突出了大众媒体在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基层政府的诚信影响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倾向性以及对报道的态度。如果城市基层政府诚信度高，媒体会倾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媒体的这种态度也会传播给公众。反之，如果与大众媒体沟通协调欠佳，媒体则会倾向于质疑和否定城市基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可能存在媒体对危机进行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危机的蔓延和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　　相对城市基层政府而言，社区民间组织在应急管理上是矛盾爆发的“缓冲带”，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先行者”，是危机善后恢复的强有力“帮手”。尽管城市社区民间组织近几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程度不够，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受阻，这直接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资源的有效整合，直接影响社区民间组织对危机、特别是社会危机的预防以及处置等，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危机中，居民是直接受到威胁的对象，是直接的“受灾体”，也是“自救者”。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居民在危机中本能的恐慌心理的消弭以及将对自身的危害降到最低，都需要借助于居民自身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能力的提高。而城市基层政府对居民的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具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最终体现就是两者的合作互动。这种合作互动主要依赖的是城市基层政府在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服务中所呈现的诚信形态。　　然而，在实际中，城市基层政府往往在执政中出现与民争利，政策、措施朝令夕改，有些政务公开形同虚设，执法活动缺乏诚信等问题，与居民合作互动程度低下，使居民对城市基层政府是否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是否能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产生质疑，使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行动，如抢购、围攻等行为，不仅加剧了城市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难度，甚至可能诱发新的社会危机。　　8．2012年7月10日17时，京沪高铁G151次往上海方向列车在济南段发生停车断电事故，车内断电超过2小时。全车一度停电停空调，乘客称车厢内非常闷热。铁路上海站官方微博称，事故因济南局管内雷暴雨致接触网故障引起。当晚京沪高铁有19趟车因此晚点到达。　　7月12日11时，京沪高铁安徽宿州附近供电设备故障，经抢修，13时排除故障。故障导致至少11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晚点，3趟列车从北京南站推迟发车。　　7月13日上午，京沪高铁再次发生故障，网友“大树CUPL”在微博上爆料称，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高铁G114列车，本应于13日10:05离开镇江南站，但列车长称没信号，开不了，列车在镇江南站附近非正常停靠，乘客在列车上滞留了一个半小时后，才换备车继续前行。　　微博上，京沪高铁出事信息在傍晚6点已经满天飞，新华社到晚上近11点才姗姗发布首条信息，且信息很不完整，只称“G151次列车发生故障云云”。铁老大自身的信息发布更迟滞，正经的事故原因依然成迷，惟一的含糊其辞仍然停留于“事故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接触网故障所致”。而且，铁老大并未公开宣布已进行事故调查，“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倾向性结论由谁做出也呈迷雾一团。就在“被晚点”的数千乘客及社会舆论急于了解事故真相之机，却已有“业内专家”站出来抢话筒，称“高铁接触网的避雷保护装置只能降低断电概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避免停电”。这话不错，却又大错特错于“我认为这不属于安全事故”。　　许多乘客反映，晚点事故发生后，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是“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说明“为何停，何时走”，致乘客难以安心；停电、停空调后车厢闷热难耐，人们忍饥耐渴，列车上的餐饮却卖了高价，怨气情绪难免上蹿，于是有把“高姐”逼问哭了的个案发生；第一次晚点事故时，专家解释是“天气影响”，第二次则语焉不详。所有这些，与初运行时自信满满说已做了“最充分”准备迥然不同。　　停车过程中，乘务员在推着车子送盒饭。有乘客提出，列车晚点，应该免费提供盒饭。乘务员则表示，非常抱歉，没有这个规定。铁路相关人士表示，铁路相关规定中确实没有晚点免费为旅客提供吃喝，京沪高铁车票中只有商务座票中含餐费，且人数太多，而餐车空间有限，只能按一定比例配餐，做不到晚点情况下，为每位旅客提供餐食。　　宿州区段一个点的问题便牵动了整条京沪高铁钱，而一条线的矛盾最终集聚到了另一个点——虹桥。数千旅客滞留候车大厅，近百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问讯处，候车厅广播确实通知了延误班次情况，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怎么解决问题”。检票口、候车厅内也没有明显的标识告知旅客该怎么办，旅客对于“哪里退票”、“怎么改签”一头雾水，所有的咨询压力都“堆积”到问讯台，或者值班站长室……怎样安排旅客才能有车可走，如何安抚旅客才会耐心等待？如此情形，已非铁路一家难题，这更是对上海城市运营管理和应急联动提出的挑战。　　高铁故障的发生，是高铁运行中的问题，虽然在前期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被考虑到，但在不断出现列车晚点的事实面前，高铁更应该反思，也应该将乘客的抱怨化作改进高铁运行的动力，化作解决高铁在运行中因运输过程中断电后出现问题的措施。首先高铁自身要保证列车内不断电，不缺少服务，让旅客不再在车厢内忍受闷热，或者在冬天受冻。其次，在不断断电情况下，要有必要的预案。不怕风吹雨打，更不怕外界的干扰，即便是停电，也不影响高铁的运行和速度。再之，列车晚点后，要有列车员在车厢内为旅客做好解释工作，或者及时处理好旅客的一些问题，不要因为断电将旅客放在一边，不去理睬，让旅客受热又受气。　　“保证乘客的安全和健康是服务的中心环节”，王曙光教授认为，这次高铁停车后，铁道方面充分保障了乘客的“安全”，但在减少人们的紧张情绪、消除恐惧等“健康”方面却经验不足。“列车上的乘客得不到必要信息就会惊慌失措，其结果是把问题归咎于高铁器材也就是技术方面”。　　“这种现象，简言之就是服务和技术的脱节。因此中国高铁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一整套‘以人为本’的服务体制。其中包括在遭遇雷击、洪水、突发事故后紧急启用应急机制迅速排除安全隐患，同时通过细节保障旅客的身心舒适和健康！”王曙光教授一语中的。　　就算被认为正点率高、安全性好的日本新干线，故障造成列车晚点甚至停运也是经常发生的。只不过日本的高铁晚点信息发布非常及时，媒体和乘客习以为常，媒体只做事实报道，不质疑、不炒作。　　9．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市民和城市管理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公共事务。公共安全的状况和主要事件，是任何城市管理者都应全面掌握和随时了解的内容。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公共安全的状况，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　　201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社会管理法规、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健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加强外来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注重源头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应急能力建设与城市安全”这一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 （十八） 　　【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某乡杨村的许多农民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所种的小麦和油菜，已被推土机折腾得面目全非，眼瞅着自己家的青苗被铲、宅基地被占，再也沉不住气的村民们拿着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使用证找村委会和乡政府，询问青苗补偿费和占用土地补偿费，但均被告知申请补偿没有政策依据。　　2008年开始，该乡开展农业综合开发，乡里先在两村实施该项目，效果良好。2009年，该乡杨村等六个村子开始实施这个项目，不想却陷入尴尬境地。接受采访的村民说：“不认识的人为啥铲我的麦苗？事先没有人和我说，事后更没人说，我至今想不通的是，村委会事先为啥不开会给村民介绍清楚呢？”当记者问及村上到底要搞什么项目时，因项目被占耕地的数十户村民均称不知道。记者就此事采访村主任。该村主任说，会是肯定开过的，项目内容会上讲得很清楚，这些村民称毫不知情没有道理。该乡党委石书记一肚子委屈，他说：“乡上通过努力争取，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农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石书记认为，一些群众不配合主要是项目施工时伤到部分人的利益，没有补偿便心生不悦，开始闹事；还有些村民觉得项目建设用地破坏了他们的风水，由此也不答应。　　2．“扁豆姑娘”小王是1986年出生的农家女。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工作，但她内心难舍对农民的那份深厚感情。2010年7月，她辞职回家种青扁豆，担任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几年，小王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合作社，开设了规范高效的农资配送、农产品结算中心、农产品检测室等服务窗口；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研发青扁豆与高产水稻。优质草莓等轮作、套作技术，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生产管理之外，她还注重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红刚”青扁豆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2011年，青扁豆总产值达3.18亿元。合作社被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荣誉称号。合作社里的种植户们的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个个喜上眉梢，说种植青扁豆就像开了个“小银行”。　　小唐是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唐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他敏锐地发现农村大有发展，心想：“农民到城里去当工人，城里人咋就不能到农村去做农民呢？”2007年，他辞职到文登村承包了200多亩低效林，创建了“木鱼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取得成效：经济林木种植200余亩，成林桉树20000多株，油桐40000多株；修建猪舍3000多平米，一年新出生的猪有3000多头；修建鱼塘8亩，年产鱼上万斤。“猪粪用于发酵生成沼气，部分还可以用于树木施肥、喂鱼，形成了‘猪——沼——林’的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小唐说：“我刚来时当地群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回报，教给大家技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让乡亲们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使农民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专家指出，过去，“农民”不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务农，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现在，“农民”应当回归其本来的职业属性和意义——即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就像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职业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在，理应将农民从社会成员阶层转为经济产业职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强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也应是一个欣欣繁荣的社区，应该拥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种植大户、专业在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家等新型的职业农民。　　【问题】　　假如“给定资料”中的乡党委石书记准备向县委报告杨村发生的事情和乡里的解决措施，请你为他草拟一份汇报提纲。　　要求： 　　（1）定位准确，有针对性；　　（2）内容全面，层次清晰；　　（3）对策建议具体有效；　　（4）不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一）　　【给定资料】 　　1．目前我国仍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公共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许多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也不完善，社会大众习惯于常态下运行，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群众和职责部门常常有措手不及之感。由于公共安全属于公共服务，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当仁不让要负总责。这就要求政府从战略高度来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其关键在于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激励约束机制。另外，加紧应急救援工作，提高防范处置重特大事故的能力，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都是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加快制定公共安全领域的各种紧急预案，可以说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然而光靠政府又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公共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还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安全意识并不高，占用消防通道、侵占逃生设施、重防盗轻防火，种种现象说明，公共安全教育和宣传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生命理应是我们最重视的价值，公共安全形势的根本改善，仍然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忧患意识。 　　2．为了应对网络安全，美国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国家网络空间战略。2008年1月布什又签发了54号国家安全总统令和23号国土安全总统令，进一步提高网络监控、打击网络犯罪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全面推进美国政府网络安全建设。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继续将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作为美国新时期国土安全策略的重点。 　　不久前，深圳市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一家存在大量涉密地理信息内容的网络论坛。这个论坛把大量国家军事秘密信息，比如机场、部队的地标在网络地图上标注出来，并设置了“中国核试验爆炸地点”“中国军用机场”“北京周边军事区域”“中国军事设施收集”等八个版块。令人震惊的是，该论坛直接链接到国外一家地图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地图上标注的军事目标地理坐标和相关信息一览无余。据了解，论坛引用的军事秘密信息，均来自互联网并经过分类整理。 　　这个论坛暴露出的问题并非个案，类似论坛和网站呈大幅增长趋势，目前在国内已达4.2万家，被重点标注的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导弹阵地、雷达阵地、海军港口、部队驻地和一些重要敏感目标等。由此可见，网络泄密现象不胜枚举、触目惊心，网络窃密无孔不入、危害巨大。另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目前网络泄密发案数已占泄密案件总数的70%，并呈逐年增长趋势，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提醒广大网友，为了保守国家秘密请严格遵守保密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或法人开办网站、论坛、博客以及上网等行为不得泄露、涉及和传播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设施，不得标示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具体形状及属性。 　　【问题】 　　假如你是某市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针对当前各大网络论坛的泄密现状，草拟一份宣传稿，用于提高广大网友的安全保密意识。 　　要求：言简意赅，条理清楚，用语恰当，有说服力，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 （四十六） 　　【给定资料】　　1．“这是一个母女三人的故事——关于莫扎特和门德尔松，关于钢琴和小提琴，以及我们如何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大厅的舞台。”48岁的耶鲁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移民蔡美儿在她的新书《虎妈战歌》介绍中写道。这位华裔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不仅登上了卡内基音乐大厅，也登上了美国媒体的首页。《华尔街日报》对她的故事进行了连续报道，《时代》周刊则将她选为了封面人物。　　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优雅的故事，她或许不会成为全美国的焦点。身为华裔的蔡美儿认为严厉的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并以自己为例——为使小女儿露露熟练地弹奏雅克·依伯特的钢琴曲，她要求女儿从傍晚一直弹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吃饭，不许上洗手间。最终她的女儿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登台表演。“为什么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更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　　“虎妈”蔡美儿为两个女儿制定十大戒律，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蔡美儿宣告：魔鬼式的训练是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小孩总在世界上扫荡各类数学和音乐大奖。而那些“软蛋”西方家长却从来不敢要求儿女这么做，他们甚至明知道孩子体重已经超标，却不敢在他们面前提一个“肥”字。　　美国读者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愤怒之后开始反思，并在网上掀起了一场举国大讨论。“我们真的要失败了吗？我们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如何避免成为失败者？”无论如何自省，绝大部分美国人对深入他们骨髓的基本精神仍然坚持不移：比如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自己的孩子。　　2．自称“中国狼爸”的香港商人萧百佑，用“打”的教育方式，将四个孩子送进北大，自己也跻身成功父母行列，出版教子经《所以，北大兄妹》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以“打”为法宝的“中国狼爸”再次掀起对中国国产教育模式的讨论。　　崇尚国学传统的萧百佑，在他的四个孩子身上，寄托着巨大的成才希望和教育梦想。他认为，“三岁定八十”，孩子幼儿时期的性情习惯，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而此时幼儿园的老师只能教他们游戏玩乐和一些基本知识，因此需要通过家教，对孩子进行严格引导。　　萧百佑找来古时的启蒙书籍《三字经》，标注拼音，带着3岁的长子萧尧念。萧尧如果闹脾气，不用心背，萧百佑便拿起藤条抽打他的手心。开始时，萧尧背书时不努力、不认真、不断哭闹，半个月之后，背诵课文确实越来越流畅。萧百佑的妻子开始很反对他的做法，见儿子如此长进，非常高兴，便同意了丈夫的教育方式。萧百佑得到妻子的配合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执行他的“棍棒教育法”。在“狼爸看来”，体罚不是传统家教的全部、更不是传统家教的目的，体罚是师长、尤其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福祉。　　为防止孩子学坏，萧百佑对他们进行了“社交管制”。如果谁要去同学家串门，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审批程序。他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会给孩子布置任务，随时监控孩子的行踪。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也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反抗父亲：“什么都要听你的，太不民主了。”然而萧百佑振振有词：“什么是民主？你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　　一些业界教育专家表示，“狼爸”和“虎妈”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对孩子一种强悍的管制，如果说按他们书中所写的方法来管孩子就能成功，那么真是简单，天下父母都可以是“成功父母”了。“所以，假如‘狼爸’的孩子真的很优秀，那敢肯定他在生活中绝不是像书中所写那样对待孩子，他是只写其一不写其二；假如他真是像书中所写那样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那他的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即使学习成绩好，心理也不会健康。”　　有专家也认为，“自己是主，孩子是民”——有这样的爸爸，注定没有幸福的童年。没有幸福的童年，很难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童年的经历影响人的一生。而且，“狼爸”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他的成败又界定得那么狭窄：考上好的学校。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是非常低级的人生幸福观。　　3．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4．“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2012年9月25日，有家长投诉称，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记者在该校三年一班教室内看到，有3名孩子脸上分别有红、蓝两种颜色印章。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个人考虑欠妥，将原本应该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学生脸上。上芬小学副校长向孩子及家长表示歉意，并称会认真反思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对涉事老师这种粗鄙做法，不少网友怒不可遏。尤其在教师节刚过去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痛心，促人反思。　　给孩子脸上盖章，这是刺向教育的现代黥刑，因为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地发生。从给差生戴“绿领巾”，到要求差生在走廊考试，从给差生测智商，到要求差生缴纳“不听话押金”……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的坐实，断难想象在现实中居然有这样冷漠而野蛮的教育思维。每一次丑闻爆发后，相关学校在纠错之余，总是不免辩解：考虑欠妥，这样做是为孩子好、激励差生，初衷不错、方式不对云云。如此辩解，苍白得没有一丝温情，初衷好就可以羞辱孩子吗？何况初衷好不好还不一定，有些老师这样做，无非是释放内心的恶，或给差生点颜色看看，这种羞辱式教育只为让孩子驯服而已。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心碎。一名被盖了蓝印章的孩子称，他曾要求老师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但遭到老师的拒绝，老师还告知他，只有回家才能擦掉。每个人都有尊严，孩子自然不例外，当他乞求老师盖在手里时是多么卑微而无奈，遭到老师拒绝后又该多么绝望而痛苦。　　有识之士认为，“教育是培养，而不是选拔和淘汰。教育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进步，教人上台阶，而不是用台阶把人简单分类。”此说不无道理，任何心怀善意、懂得教育规律的校长和老师，都应该坚持有教无类。但为何总有老师无视职业道德，以羞辱学生为能？　　5．有报道称，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两层的教学楼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8岁女孩朱佳曾上过三年私塾。她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女士说。　　“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6．某大报2013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谈到“桃花源式”教育，有网友评论，这是拿孩子的前程赌博，私塾式教育、在家上学远不适应当下社会成员所需素质。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顺畅融入社会。小孩子要学会合群，许多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在设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个人学问再大也不能取代学校，取代有专业资质的教师群体。　　从深层次说，类似“逃离”事件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前我们公共教育的弊端和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忧虑，学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　　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玩耍、游戏、模仿等适合幼童发育阶段的方式愉快开展；通过集体生活养成好习惯。可目前不少幼儿园把小学课程内的语文、数学、外语搬来，个别从业者甚至体罚幼儿，这样如何令人放心？中小学教育值得反思的是，应试偏向不仅把孩子、家长搞辛苦，更把人训练得功利、短视，谈何健全人格培养？瞄准考试、考级的繁重课业和训练，挤掉了必要的体育、劳动、艺术教育与兴趣阅读，谈何全面发展？教育界主张的小班教学、课堂讨论、探索实践、劳动能力训练久推不动，对于自然、社会、家乡这些生存发展本源的认知和思索无从谈起，遑论创新潜质？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会提升还是下降？　　从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对于公共教育的改进，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公共教育被诟病有自身问题，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当一个社会的功利倾向膨胀到不顾长远时，自然会左右教育偏离本源。革除教育弊端须从改革一些社会基本制度，化解某些社会基本矛盾人手，比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缩小阶层差距、尊重劳动者、推进公平正义、遏制低俗传媒。教育也必须建立家长参与改革的机制。对于社会弊端，是逃避还是付出努力参与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选择，而且不能再等下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当童话大王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合谋退学”时，这种行为还有些惊世骇俗，但现在，因为不满学校教育而回归家庭的案例遍布我国各地。而国外经验的支持，也让不少家长获得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的家长，在阐述原因时都首先提到自己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重复灌输、压抑天性，孩子在重压之下，既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追不得已，这些家长只能自己寻求、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虽然看上去很美，深究之下也暴露出不少家长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学校的知识教育毫无意义？　　事实上，学校进行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出现偏差的是知识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方式。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从知识结构和传授方式上进行纠正。如果因为反感学校向学生灌输“无用知识”，就让“在家上学的孩子走上只读经典的极端，恐怕就会过犹不及，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误区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势不两立？　　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当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时，家长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可以全面代替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而是需要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放大了学校教育的偏差，能不能给孩子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误区三：社交环境可以人为制造？　　“在家上学”模式很难人为制造出学校能够提供的社交环境，会让孩子脱离同龄人的主流生活模式，可能会对他们未来融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四：孩子当成才还是“成人”？　　尽管多数家长的初衷和口号都是让孩子自然发展天性，但其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明显表现出期望孩子成为杰出人才的指向性。教育中一个尴尬又残酷的现实是，99%的孩子最后都只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但却有99%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是天才。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恐怕比成才更加重要。　　8．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不少学生在家上学的案例，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各个阶段。“在家上学”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新鲜事物，但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现在，美国的50个州都允许“在家上学”这种教育方式，并已有200万学生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四大理由为：出于对公立学校环境的考虑，包括安全保障、暴力事件等，缓解孩子上学压力（88%）；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学指点和帮助（83%）；对教学质量不满（73%）；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认同（65%）。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非常注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机构的联系，因此，那种认为“在家上学”需要离群索居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国基础教育包括11项课程，它们是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语言运用、数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健康卫生、体育、职业教育和音乐入门。而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不必分开教授，像阅读、拼写、语言运用等，在家上学不用每一门都开课。另外教科书可以自选。由于美国在家上学发展已久，有专门的出版社为他们准备课本和教师指导手册，就算使用自编教材都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能教授某些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老师，老师无须拥有教学证书。不过，担任教学的家长或教师都是多才多艺的人。美国的家长如果选择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有20年工作经验的教师。而外聘老师教什么和怎么教，家长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全美的50个州里，“在家上学”都是合法的教育体制，是12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规定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并可以选择工作或上大学继续深造。一旦在家上学出现了困难，可以随时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只想使用公立学校设施，比如使用体育场、电脑和图书馆等，只收取最低费用。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是美国教育专家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应该停止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　　9．2012年5月，当大多数初三学生正在紧张备战中考，为升入重点中学而努力拼搏的时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却不用参加中考已获升学。他们当中的190人已经收到綦江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余学生可直接报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近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课程改革，退出中考“联招”之后，将重点中学的招生指标都分派到各初中学校，采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来确定指标到校生。在扶欢中学，提前三年就将升学指标下达到学校，毕业时不举行中考，学生们不再为升学发愁。　　学生们的考核和评价分散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标志性成果被进行量化考核，量化成分数的项目包括：体育技能、艺术审美、科技创新、劳动成果、合作学习这5个方面的总分。　　古爱华说，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校也就能大起胆子搞素质教育，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在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爱好并成为特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一定要改革过去单纯以分数决定升学的模式，才能改变应试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对綦江县的这一尝试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除了学生的成绩，还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身心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实践经历、学习兴趣、学业水平等作为评价学校育人质量的基本内容，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价考核学校的做法。　　周旭表示，从2012年起，将在全市推广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并逐年扩大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中的权重，让中考模式多元化，逐渐取消统一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让中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独木桥。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以“中国家长的教育困局与教育形式探索”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有思想性；　　（2）内容充实，语言流畅；　　（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