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刘大娘的警惕源于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有关部门近期将严查保障房租赁现象。但她还是透露：小区一位住户搬家了，委托她帮忙留意招租。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50多平方米，相价约3000元／月。 　　类似石景嘉园小区暗地出租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坦言，其所居住的经济适用房都或多或少存在对外租赁现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需要进一步明晰住房保障的目的，区分两类不同的受保障群体，一类是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的，尤以刚毕业的青年人为主，政府对其在住房方面只需给予临时性帮助，如公租房和货币化补贴；另一类是收入没有可能大幅改善的，尤其是上年纪的五保户、低保户，政府则有义务将其住房需求背负起来，以经适房和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 　　退出机制已经成为各地房管部门探索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新方向。201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租房新规中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由双方约定，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这一内容为租赁对象在适当条件下退出提供了政策支持。 　　成都市则是通过建立“梯度退出”机制来破解这一个难题。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宏介绍说，当廉租户条件改善后，可将其转换为公租房，降低补贴标准。而对于租住廉租房的群众，当其不再符合廉租保障条件、但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也可允许其将房屋按照经济适用房购买。 　　【问题】 　　“给定材料”介绍了T市建设保障房方面的做法，这对我国保障房建设有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退休职工满师傅是回民，家住北城。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改建后的牛街，先是围着古老而年轻的清真寺漫步一遭，然后再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采购，“那儿的牛羊肉都是按穆斯林规矩宰杀出来的”，满师傅赞不绝口，“牛肉炖着吃可以挑‘肋条’‘腰窝’，酱着吃有‘腱子’。切好片的‘肥牛儿’小包装，红里透白勾人馋虫；涮羊肉讲究‘三叉’‘黄瓜条’，那儿的货又多又新鲜。”牛街给满师傅家节假日三代人聚餐带来了方便和欢愉。 　　有千年历史的北京市南城牛街地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目前，这里仅回族居民就有1万多人。改建前，街巷狭窄，市政基础设施落后，低矮破旧的危房连街成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1平方米。1997年，牛街地区危改工程启动，这是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最先实施的危改面积最大、拆迁户数量多、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危改小区。2004年两期工程胜利完成。 　　迁入新居的老住户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穆斯林们最满意的是新房里有了浴室，每天进寺礼拜前可在家中沐浴。改建后的牛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住宅楼无论高矮均采用穆斯林习用的黄色加绿边装饰。始建于公元996年的辽代千年古寺——牛街清真寺周围环境也焕然一新。寺院周围出现了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整修后巧妙地横亘在主干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完整性，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全长670多米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商用房，经营民族服饰、工艺品、清真副食，多家回民老字号餐馆和小吃店里的正宗清真菜肴、各种地道的牛街小吃令人怀旧，吸引着京城、外埠乃至海外的穆斯林食客。晚上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牛街老住户白奶奶常说：“如今在咱牛街走走，跟上长安街差不多。” 　　牛街街道工委干部告诉采访记者，牛街不仅是“民生一条街”，也是“民族文化一条街”。通过利用现有条件和历史文物资源，修缮了牛街礼拜寺，扩建了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改造了民族敬老院，设立了回民殡葬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卫生站等服务场所，社区数字化管理系统日趋完善。牛街还是白猿通臂拳的诞生地，而今在小区里经常能看见白猿通臂拳第六代传人钟教练指导孩子们习武练拳的场景，因其具备“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将白猿通臂拳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这也是让牛街人足以自豪的事儿。 　　2．某报报道了乡村放映员王其璋的事迹，他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用一台放映机、一张大银幕，为家乡61个村庄的农民送去欢声笑语，累计行程达25万余公里，放映电影近万场。王其璋高中毕业时面临两个择业选择：当中学老师或者乡村电影放映员。从小爱看电影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乡亲们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庄放电影，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都会早早赶过来占座位，银幕两面的空地上围得满满当当，还有人爬到了房顶和树上。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放映跌进了低谷，但为了心爱的电影，也为了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乡亲们，王其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说起放电影，给老王印象最深的还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的事。姜家庄村有100多亩果园，品种老化，坐果率低。村支书找到王其璋，请他去放点苹果管理的影片。接到委托后，老王精挑细选了《苹果树的修剪》《果树嫁接》等十几部科教影片为果农们放映，结果果园当年便获得了大丰收。到了秋天，王其璋再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时候，果农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纷纷拿来大个儿的苹果让他吃。他们说：“老王，尝尝这苹果甜不甜？这里面可有你的功劳啊！”看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其璋有说不出的高兴。 　　和尚庄村有养猪的传统，但前几年村民不懂防疫，小猪长到五六十斤常常病死，损失很大。王其璋就找来20多部生猪养殖方面的影片，连续给村民们放了一星期，还自己掏钱买资料赠送，把兽医站的技术员请来讲课示范，帮助村民掌握养猪技术。现在，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庄已经发展养殖户120多个，每户年收入4万多元。因为这事，王其璋在这个村里的威信很高，每次去，村民都拉着老王去参观他们的养殖场，争着请他吃饭。乡亲们都说：“老王可不光是电影放映员，他都成了我们的科技顾问了！” 　　3．某市文化管理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交流农村和社区基层文化建设的心得，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几位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A（大学生村官）：要提高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我觉得鼓励他们把花在打牌、闲聊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很重要，也很有效。我到村里以后积极地提议和向上争取，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农家书屋”。我帮助购买图书，筹集资金添置设施，动员群众参加读书活动。有空还给他们上课，有时还请农业大学老师、农科院技术员来开讲座。现在，农家书屋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一大亮点，省市县领导多次来视察和调研。如今村民们有空就到书屋来看看书，读读报。打牌的少了，闲聊的少了，文化生活丰富多了。 　　B（大学生村官）：我们村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站，里面也有不少图书，但是利用率不高，钥匙别在村支书的腰里，哪个农民提出要看书什么的，村支书就去开门。没有人提，那个门就天天锁着。我去了以后，主动向村支书提出保管钥匙，将文化站重新布置了一下，办了墙报宣传栏，里面摆上茶水，添加了不少新书，制定了文化站管理制度，按时开放，按章管理。现在，我们那个文化站天天村民络绎不绝，有时候里面坐不下，有人捧着书坐到门外的空地上看。 　　C（社区工作者）：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建设是个重要问题，也是难题。我们那文化站备有不少图书，但没什么人来读。我做过调查，我们街道很多人平时没事，要么凑一桌人打麻将，打扑克，要么守在家里看电视，不愿与人交往。不过，我发现早晚在小区里散步、锻炼身体、跳舞的人倒不少，我就动了脑筋，在小区的路边、健身场地旁边，竖起很多宣传栏，里面内容定期更换，除了宣传国家大事，介绍社区里的好人好事，普及防火防盗、卫生常识，还用来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弟子规》《论语》《二十四孝》等，配上漫画和导读文字，人们散步和锻炼的时候顺便就可看到，慢慢引起了他们读书的兴趣，现在到文化站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4．小签原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大二的时候就以高分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本来想出国，但家里舍不得她这个宝贝女儿独自去外国打拼，去年硕士毕业应聘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行政助理。 　　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小签感慨万分：“家里为了培养我，当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花了好多钱，上了我们那儿最有名的双语幼儿园。从那时候开始，父母就再三告诉我学好外语有多么重要。上了小学和中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功课，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大多是父母替我报名的。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差3分满分，是我们市的英语单科状元。可惜我的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要不然我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花那么大工夫学外语，现在工作了，英语没怎么用得上，倒是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写稿子，对我的汉语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给我们领导写一篇讲话稿，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里面好几个错别字，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现在真的认识到，我是中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是首先的，必须的。” 　　记者问她：“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花了很多钱去学习英语？” 　　小签说：“后悔谈不上，英语学好了还是有用的。有一次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外文资料，第二天开会要用，碰巧我们单位专门负责英语翻译的同事生病住院了，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接过来翻译了，领导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特别是最近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国内某著名大学陆教授的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们对于语言，要有一种尊重、敬畏、护卫、热爱。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先重视学好汉语。” 　　记者问她：“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拼命学外文的学子们，你会怎么说？”小签想了想：“还是陆教授说得好，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5．据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对于英语语言的主导地位，美国某未来学家曾说过：“美国目前所具有的第一大优势是语言。英语是在数十个领域内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口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英语，从而使得美国的思想、作风、发明和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势者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来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6．眼下，在某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外来语，尤其是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单词，被认为是时尚的说话方式；一些国产商品的取名和在媒体宣传时任意洋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纯粹的国货也要起一个不知所云的洋名；在学术论文中，照搬命题，袭用概念，大量引用外文，对外文的盲目使用甚至到了迷信程度。而西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导致不少充满淫秽、暴力色彩的语汇被制造出来，严重污染了汉语生态环境。 　　某学者尖锐批评道：某些部门在招生、聘用、晋级等方面，往往把是否掌握、能否运用英语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能否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文章反而退到其次，甚至根本不作为衡量因素。他认为，强制性地普及英语教育让学生学习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了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都是主课，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倾向。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等现象屡见不鲜。年轻人对传统和古典文化资源的舍弃和漠视现象随处可见，不读古代经典，不懂文言，再加上大量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对汉语形成巨大冲击，消解着传统汉语的尊严和韵味，割裂着文化传承脉络，威胁着国家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7．报载，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批著名影星冲进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几家电影院，抢出《侏罗纪公园》的拷贝在街头焚烧；电影工作者还在埃菲尔铁塔下示威抗议好莱坞的“入侵”。法国某官员因为在一次国际会议中用英语发言，遭到全法国人的诟病，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辞职。许多人都还记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普鲁士占领法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迫使法国国民放弃法语学德语。都德将一堂普通的法语课上升为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失去母语如同失去了祖国。这个悲哀的情节已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法国文化部主管文化产业发展，是法国政府中支出最多的部门之一，这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法国政府“文化例外”的主张。在法国人看来，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因此，他们联合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让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1994年，法国政府在议会两院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英语，法国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 　　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并以之资助民族文化。 　　为了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扶持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法国提倡在自由竞争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广泛收藏和展现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面对近年来英语文化的逼人态势，法国颁布了支持电影业发展计划，在力求维持法语地位的同时，也向英语文化的优势项目如好莱坞电影发起了冲击。 　　从1992年起，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法国艺术活动协会及在法国的外国文化中心集中举办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活动，展示文化的多样化，加强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除了驻各国使馆的文化处外，法国目前已在近百个国家建有一百多个文化中心，每年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重点，推介本国文化。 　　法国的企业和各类专业协会也是宣传法国文化、向世界推介法国文化的重要力量。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可参与赞助，而作为补偿，企业可获得政府减免税收或者享有冠名权等各种不同的回报。 　　8．下面是H县文化局一名工作人员搜集的10则资料：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曾经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美国《混合语》杂志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发展中国家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则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等。 　　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他人利用，比如《孙子兵法》成为某国谍报人员的必读书，大量中国元素、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进入国外影视作品，很多中国风景区成为国外拍摄影视作品的外景地等。甚至国外还有盗用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比如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就被某国以“江陵端午祭”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已经被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第一个海外孔子学院诞生于2004年，中国目前已经开办几百所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影响越来越大。 　　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进行否定甚至掠夺。比如某国学者以他们发现的据称刊印于公元706～751年的文献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他们国家才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其实，早在1906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已经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再次证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有人甚至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造纸术方面，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14～15世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印度发明的”等种种说法。 　　有人戏言，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占美国GDP的25%左右。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文化逆差”的尴尬，文化商品进口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同类出口商品。中国网民数量为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还无法和这个世界第一相称，中国网民不断抱怨网速慢、不稳定、服务差、价格贵。同时中文网页数量在世界互联网中仍只能占据很少的比例，中国网民很大程度上仍是外界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互联网信息的主动提供者。 　　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公民的行为，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最直接，新闻媒介的报道是否客观、公开、透明，体现了新闻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硬功能，相对而言，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具有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中国的功夫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京剧、民俗、民间文化等，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 　　9．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华丽、丰富、恢弘，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阐释，对于塑造一个文明灿烂、文化独特、改革开放、求新求变的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震撼了世界，而且也使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比较负面的评价发生了改变。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词中指出，“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10.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问题】 　　请以“让……大放异彩”为题，写一篇内容充实的文章。 　　要求： 　　（1）用恰当的文字替换“让……大放异彩”中的省略号部分，使之构成一个完整具体的文章标题。 　　（2）主题应与“给定资料”相关，但素材不必拘泥于“给定资料”，要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感受，切忌空谈对策。 　　（3）观点鲜明，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问答题 （六）　　【给定资料】 　　1．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部分组成，投资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品的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消费品的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是就总需求的两大构成即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各自的不同特点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稳定，不易发生急剧的变动，而投资需求则上下摆动的幅度很大，其摆动幅度对总需求的影响也比较大，因而刺激总需求，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必须要刺激投资需求。 　　2．投资需求的增长，必然要求消费需求相应的增长，因为投资需求是中间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性需求，最终性消费需求制约中间性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其目的都是通过需求的增加来扩大和刺激生产，或者说通过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矛盾运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启动投资需求和启动消费需求所采取的基本调控手段具有一致性，一般有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两种。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收支、税收、税率和转移支付等，货币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货币供给量、存款利率和汇率等。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投资需求的扩大，就会引起生产的扩大；生产扩大，就会引起消费品数量的增加；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就会引起商品供大于求、商品价格下降；商品价格下降，就会引起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就会引起商品求大于供、价格上升；商品价格上升，就会引起刺激生产扩大；生产扩大，就会引起投资需求增加。 　　3．消费需求是最终消费性需求，在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投资需求是生产性需求，生产性需求是中间环节的需求，从属于再生产过程终点的消费性需求。一个生产过程可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阶段，再生产过程就是这四个阶段的循环上升运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再分配—再交换—再消费……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启动消费需求，可以直接刺激生产，其实质就是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启动投资需求，即启动生产性需求，要经过分配、消费阶段，才能刺激生产，其实质是发挥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投资需求的领域是生产资料市场，启动投资需求的目的是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的领域是消费品市场，启动消费需求的目的是扩大消费性需求。消费品市场主要是提供消费品，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要，是社会人口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其基本职能是为生活消费服务；生产资料市场主要提供生产资料，满足企业生产消费的需要，是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的必要条件，其基本职能是为生产消费服务。 　　投资需求的启动应以货币政策和金融资产，即储蓄以及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为杠杆，其启动力度决定于包括货币资金和金融资产在内的全部投资增长率。消费需求的启动应以个人收入为杠杆，其启动力度决定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消费需求启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财政型消费启动、信贷型消费启动、混合型消费启动。财政型消费启动，是以财政收入为主要依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相对增加居民收入，其办法是直接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通过转移支付间接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等；信贷型消费启动是以居民在银行的储蓄为依托，调节信贷支出结构，增加消费信贷；混合型消费启动，就是既实行信贷型消费启动又实行混合型消费启动。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混合型消费启动。 　　投资需求启动的方式有财政主导型投资启动和金融主导型投资启动两种。财政主导型投资启动是指以政府投资为主，辅助以其他形式，其资金配置的主渠道是财政；金融主导型投资启动是指以非政府投资为主，辅助以其他形式，其资金配置的主渠道是财政。 　　【问题】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阐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要求：分析全面、深刻，逻辑清晰。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 （二十五）　　【给定资料】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成效不断显现。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0万件，同比下降8.9%，解决5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亿元，同比上升19.1%。 　　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2011年一家网站调查显示，63.817%的接受调查者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了“默默忍受”，成为“沉默的羔羊”。 　　5月底的一个周末，夜幕降临之后，记者来到长春市人民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买票入场后记者发现，影院内已是座无虚席。在电影放映的1个多小时里，影片数次被人为中断，插播进影院的新片放映广告。影院的这种做法引起观众的不满，一些人找到值班经理反映情况。然而，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观众们并没有向消费者协会或文化部门投诉，而是自认倒霉地气愤离去。 　　记者的朋友杜先生在长春市宽城区某科技城购买了一套电视连续剧《闯关东》DVD光盘。回到家中观看时，发现有两张光盘出现卡碟现象，无法观看。记者了解此事后让他去退掉光盘，杜先生却说：“百八十元钱的东西，犯不上过去费口舌，算了，我认倒霉了。”事后记者了解，杜先生购买光盘时，没有向商家索要发票。 　　高校的大学生是文化消费的主要人群之一，他们在文化消费中遇到侵权后为何不向消协投诉呢？日前，记者找到了答案。 　　近期，有多所高校的学生主动来到吉林省消协，请消协的工作人员到校园内进行消保维权知识讲座。在吉林省消协投诉部办公室内，吉林大学材料学院一位大二女生告诉消协工作人员：“说出来可能你不相信，我们班的很多同学不知道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知道‘3·15’是什么日子，还有的同学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后不知道该向谁投诉。”另一位男同学王某说：“大学里老师不讲有关消费维权的知识，也难以买到这方面的书籍，因此，同学们的维权观念比较淡薄，购买商品时不知道索要发票。即使有的商家主动给了消费凭证，也不知道很好地保存。” 　　日前，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重庆路等地段，记者就“在文化消费遭侵权时是否会选择投诉维权”这一话题，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有24人表示不会到消协投诉，原因是“太麻烦”；有4人担心投诉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两人表示想到过要投诉，但不清楚维权时应该找文化部门还是找消协。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消费者表示，在文化消费时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消费者在“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了‘默默忍受’，成为‘沉默的羔羊’”。请根据给定资料，简要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该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责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的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向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和回归实体经济。到2012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30个月保持增长，总体经济活动连续32个月保持增长。制造业出口一直稳步上升，2011年约占出口总额的52%。失业率从2009年10月的10.2%降至7.9%，制造业贡献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回归”走的是高端路线，旨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是其投资的重点。 　　早在1999年，学者冯艾盟就指出制造业是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他认为，与先进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组合要好得多——每个人都能从制造业中获得工作，从蓝领工人到工程师、科学家，乃至顶级高管。先进的制造商可以积累大量秘密的生产诀窍，这些诀窍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从做中学”，拥有这些诀窍能避免其受到来自于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海外竞争对手的威胁。按单位产能，制造业公司的出口能力比服务业公司强大近10倍。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之所以表现优异，是因为制造业产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出售几乎不会遇到适应性的问题，而服务业产品如电脑软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满足海外市场上不同的文化需求。 　　在战后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计划”，把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工等制造业作为发展出口的主力产业。早在1958年，日本就制定了职业训练法，重视劳动力素质和职业教育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正是日本的制造业中有一大批以技术为自豪的劳动者，使许多日本产品精致异常，日本产品形象深入人心，制造业不断得以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开始进军欧美市场，在当地成立公司，当地采购、当地生产。1985年以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为降低生产成本，出口企业纷纷将工厂迁往人工费低廉的亚洲各国，随着制造业基地对外转移，引起国内制造业的萎缩，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日本国内看似继续引领研发，却离工厂越来越远，创造力越来越弱，日本的有识之士惊呼“我们正处于空前的空心化危机中”。 　　“德国制造”125年的历史就像一个童话，它是德国在“二战”后崛起的密码，世界金融危机中挺立不倒的依靠，欧债危机中仍“一枝独秀”的答案。100多年中，任何一件“德国制造”产品都像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受到各国的欢迎。当美英等西方国家纷纷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外包，自己转向来钱更容易的金融业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正是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美国《新闻周刊》曾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中感叹：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有专家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与美英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德国重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而美英重视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英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裁员，而德国政府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制造业就业稳定。因为资本没有思想，人才有，工程师一旦被解雇就再难重返岗位了，这是危机过后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能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 　　6．克里斯蒂安是德国勃兰登堡州一个小企业的木工。他初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是继续深造学习，还是进入职业学校学一门手艺。“我和父母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和家庭条件后，决定上职业学校的木工专业。”克里斯蒂安介绍说，“在德国，经职业技术培训后的技术工人待遇很高，也很受尊重。我16岁上职业学校时，每月就能挣400欧元，足够自己生活了。再过两年我就有资格参加高级技师考试，26岁我完全有可能成为高级技工。”德国大学学制较长，一般6年，克里斯蒂安的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后起码26岁，6年大学的开销最少4万欧元，毕业后还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存折上已经有5位数字的存款了。 　　德国制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除了30%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费用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培养一名职业学校学生每年平均花费1.5万欧元，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只是这一费用的三分之一。另外，企业还提供实习场所，并发给学生每月500至800欧元不等的生活费。德国《职业教育法》中，对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资格、设备、场所等方面都有所规定，能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表明了企业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荣誉，当然企业也会享受到国家的经费补贴。但也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或愿意亲自培养人才，对一些企业来说，购买培训设备、找人实施培训的费用十分昂贵。于是，一些专门帮助企业承担学徒“校外培养”任务的职业培训中心应运而生。企业需要什么，培训中心就培训什么。 　　在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和工业界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工商协会，各司其职，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技术型人才，保持德国竞争力。德国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搭建合理的法律框架，认可培训岗位并对培训、创新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职业教育学校设定课程，为教职人员提供资金支持等事务则落到各联邦州的头上。同时，联邦州还需监管商会活动，因为商会在职业教育中承担了监管企业、证书发放等重要任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企业有必要不断创新、更新职业培训岗位，提名专家参与规则制定，并提供一定的培训补贴。工商联合会和手工业协会两大协会负责监管企业，包括核实企业培训资质、监管企业培训、登记培训合同、管理考试等重要环节。此外，商会还会为企业培训提供咨询，在企业与学徒产生纠纷时充当调解人角色。法国总统曾感慨地说，德国每年要向西欧出口很多产品，但看来还应该出口另一种产品，这就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 　　7．浙江Z公司新品线组长老梁，利用3个月的工余时间，经过100多次反复的试验，攻破了“丝攻短牙（拔牙）项目”，让该公司每年仅这个工序就节约了10多万元的生产成本。“作为生产工人，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合格率。我这样做，只是坚持我的工作准则，尽量降低产品的废品率，节约生产成本。”老梁这样理解自己的自主创新，“我是通过这种创造性劳动体会到了更多的价值。我们工人不该只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个充满创造性的个体。其实只要给我们工人一个杠杆，我们同样能撬动地球！” 　　宝钢集团以全国钢铁业6%的产量，实现了全行业约30%的利润。有何秘诀呢？“职工是企业力量之基、活力之源！”宝钢集团董事长说，“宝钢式创新的最大特色是‘蓝领创新’，每天产生专利4件，五成由一线工人创造。”工人发明家孔利明20多年来，为宝钢解决各类设备的疑难杂症，主导生产工艺改进，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达上千万元。“我的大学在宝钢。”这是孔利明的肺腑之言。出身钳工的卢江海在孔利明的带动下，立足本职岗位搞专利研发，成为宝钢的“金点子大王”，一年内他提出13条合理化建议，创造26项实用专利、4项发明专利。宝钢的职工创新以开放式的岗位责任制为基础，逐步形成深入的创新体系和跨岗位、跨区域、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全覆盖的创新激励体系，职工创新奖励从10元到100万元。“机器不能代替人，中国工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怎样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认为，宝钢“蓝领创新”，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依靠职工的最好诠释。 　　【问题】 　　请以“新时代的工人力量”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1200字。

问答题 （三十六）　　【给定资料】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2．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了。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简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3．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青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借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4．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5．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入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格，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外，对火腿、黄酒、茶叶、蜂蜜、食用植物油等5类浙江传统特色食品，将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6．“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在杭州秀丽的吴山背麓，坐落着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手创办的胡庆余堂。是什么让胡庆余堂历经三个世纪成就百年老店？是“戒欺”、“真不二价”等经商理念在撑门立户。胡庆余堂的门楼上至今还悬挂着创始人胡雪岩亲笔所题的“戒欺”匾额，国药号大厅至今还悬挂着“真不二价”的横匾。在胡庆余堂的天井里有只大铜鼎，当时设立大铜鼎的用途是，如果有顾客因其一味药质量不好，要求退换，循店规验证属实，当班伙计就会把整包药扔入鼎内毁弃。一直以来，那只大铜鼎是胡庆余堂人心中质量至上的一根鞭子，一杆秤。 　　1947年，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厂做推销员，因为他勤劳、创新和业绩突出，很快就当上了部门经理，两年后成为总经理。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用省吃俭用积下的7000美金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塑胶厂蒸蒸日上，生产迅猛发展，这刺激了李嘉诚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的弱点，造成他一味追求产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品质。因此，创业不久，长江塑胶厂遭到重大挫折，客户要求退货，银行催讨贷款。李嘉诚深为自己的盲目冒进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他决定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李嘉诚的第一招是“负荆拜访”员工、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请求原谅，并保证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第二招是立即将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分门别类，选好汰劣，然后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较快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决燃眉之急。第三招是利用缓冲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到1955年，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使李嘉诚由一个余勇可贾、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形成了李嘉诚的生意经：做生意要以诚待人，不能投机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 　　7．刘洪安，今年32岁，身高1.8米，由于患有风湿病，背有些驼。从2009年开始，每天早上，刘洪安都准时出现在保定市高开区银杏路，在他的早点摊前炸油条、卖豆腐脑。2012年春节过后，刘洪安在油条摊上贴了标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炸油条的时侯，他每天坚持用新油，不用复炸油，为此每天要倒掉十几元钱的剩油。为了让顾客监督，他还挂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标语，并贴出验证方法，提供“验油勺”，谁有疑问，可随时验证。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引发围观，网友对刘洪安的做法大加赞赏，亲切地称其为“油条哥”，刘洪安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还上了央视，一时成了社会名人。201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岔口安全论坛上，刘洪安的发言受到热捧，他说：“我没那么高尚，无非就是三点：从正规油料、原材料公司购买原料；保证每天都用新油炸油条；废油倒进专业回收桶里。我做的只是一件普通正常的小事，那就是用良心经营。” 　　最初，刘洪安也担心“用好油会增加成本”，但现在，他的小摊最多时三、四十个人同时排队，盈利也比原来多了1/4。他的油条被誉为“良心油条”，一位老人说：“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买‘良心油条’，不仅是为了品尝油条，更是为了支持‘良心’。” 　　某大学2010级会计班31名同学和2011级ACCA班（全球国际会计师项目班）的101名同学走进考场参加会计英语考试，考场门口，一张红色的会计学院关于“会计不做假账，从考试不作弊开始”的倡议书贴在醒目的位置。和其它考场不同的是，他们的考场没有监考老师，但如果发现任何一名学生作弊，整个考场的学生都将被取消成绩，所以他们参加的不单是英语的考试，更是诚信的考试。考试开始后，考场静悄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开性，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经过的路人，都可以对考场进行巡考，从教室后窗往里看，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没有交头接耳和偷看抄书的动作。考试结束后，有同学说，氛围很轻松像在做作业，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还有同学说，老师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正是有了老师们的信任，才更要杜绝作弊，用自己的能力完成考试。学院的老师说，学风建设是目前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会计学院围绕学风建设，结合会计专业的特点，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从业操守培养，大力倡导在考试中实行“免监考”，推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会计职业道德。学院老师还介绍，会计学院自2000年开始进行“免监考”试点，到2011年为止，共有35个班级的1500余人主动申请参加“免监考”，至今没有一人作弊，以实际行动兑现“诚信比成绩重要，做人比做账重要”的承诺。 　　8．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西方的个人信用制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发展得十分完善。个人信用状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证据和事实来说明的，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在美国，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在欧洲国家，公民则有社会信用号，每个公民的个人信用状况都可以通过资信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而得到评估。这种报告为金融机构和国家管理部门的资金借贷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个人信用依据，同时也将终生地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在德国，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被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有过失约记载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会遭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小吴在北京上大学时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毕业找工作时透支了2000多元钱。2008年回家乡后，由于联系方式全部变更，他没有接收到还款提示，就将还款的事抛在脑后。2010年，他买房时准备向另一家银行贷款，银行却告知他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办理贷款。无奈之下，他只能以父亲的名义买房，为此不但多掏了几千元的契税，每次需要办理其他业务时，总是要拿父亲的身份证去办，非常不便。他想重新申请信用卡，都因有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拒绝。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论述深刻；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 （二十九）　　【给定资料】 　　1．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的历史烙印。学校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学生按照计划分配，用人单位就像一个“大箩筐”，有什么学生装什么学生。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越来越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天空越来越宽广，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并成功走向社会。但在大学生创业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来自大学生自身、相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他们承受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来自家长的殷切目光，亲戚、朋友、同学的关注和自己不低的期望，他们究竟处在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中呢？某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采访了一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 　　小T当年以省前几名的身份进入如今的这所高校，在学校也担任过学生会、各种社团的干部，颇具领袖气质。她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哪个单位录用自己是其荣幸。但是在很多次的面试当中，她超常的自信却并没有带给她好运。许多单位都在她的比较高的姿态面前撤退了。 　　小X现在也感觉到非常失落和孤独，但她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去适应，她觉得这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投降，如果今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宁愿放弃工作，明年准备复习考研。她说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被掩盖在平凡当中。她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Y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大四生，成绩中等，既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门路。所以在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焦虑。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四处去打听，看哪个单位需要人。他自己都觉得每天好像都在做无用功，但坐在寝室里自己又会发慌，会非常不安，还是宁愿出去跑跑。看到有同学签了工作合同，他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害怕，更加坐立不安。小Y说，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他，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解决户口问题，其他待遇都不计较。 　　小S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女生，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胆小。她说她已经去了很多家单位，人家看到她的简历都非常满意，但一和她交谈，进行面试，就砸锅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和用人单位说话就怕，不是面红耳赤，就是语无伦次，头脑里边一片空白，准备好的“台词”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胆怯，要改改不掉，要训练又没有时间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小R是一个来自西北的毕业生，他在班上人缘挺好，但成绩方面比较糟糕，在求职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在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又回家打探了一番后，他就整天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中。他觉得反正还有这么多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怕什么啊。急，也应该轮到他们先着急啊。”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单位找上门来了，还是一个好单位。 　　3．正在上海赶考的法学研究生小李，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却屡战屡败，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唯一人“独享”。 　　小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霸”。这一年来，她辗转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江苏、福建、浙江、湖北、广东等10个省市。小李说：“因为公检法系统招人本来就不会多，所以就想辗转多个城市，来博一个保险。” 　　一年辗转那么多地方，得花多少费用呢？小李给记者计算，每次考试费大约100元，再加上各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目前已经花了9000多元。此外，公务员考试书、模拟题、上年考题集等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的个人履历，可以用金光灿灿来形容，辉煌得都快让人目眩了。”小李的一位相熟老乡对她执著于公务员考试感到非常不解。 　　记者获悉，小李是2006年毕业的某政法学院硕士，在学校年年拿奖学金，去年就考过了“司考”这个全国只有10%通过率的“强人考”。凭着这样一份简历，她完全可以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不过，近一年来小李几乎没有考虑过找一份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从湖南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小李，早已是家乡父老眼里的“金凤凰”，父母一直深信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铁定是一位“威风”的法官。而小李的师兄师姐也一直向她传递这样两个信息：“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出路，读法学，总归是想进公务员公检法系统的，而且又是金饭碗，地位也受人尊敬。” 　　4．小吴，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工作年限两年左右，先后跳槽五次之多，行业涉及房地产、化妆品、教育咨询、传媒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服务、营销、策划、编辑等四项之多。 　　小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国际贸易，但她的长项却比较倾向于中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均非常优秀。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教授助理，并且独自寻找了一个加盟项目，在家乡担任整个城市的代理商，先期运作比较成功。因为这些经历，小吴在毕业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不甘心在大公司从低处做起，而是想进入一家规模不大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可以一开始就受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然后再自己创业。以下是小吴的工作简历： 　　2003年9月～2004年1月，某知名房地产公司，任物业主任，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处理投诉之类的事宜。工作非常的清闲稳定，福利待遇也比较满意。但是小吴认为该工作没有挑战性，并且发展空间很小。 　　2004年1月～2004年6月，某合资化妆品公司，任品牌经理。该公司老板在招聘时对小吴极为器重，小吴认为自己进入该公司后可以大施拳脚。开始时，小吴信心百倍，编写了整套的企业文书、招商方案、对外合同，与客户谈判等。但渐渐发现，老板的经商风格非常保守、吝啬，谈判往往因为极小的折扣或非常少的利益分配而耽搁下来，甚至不欢而散。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里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本来是想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小吴觉得前途渺茫，不顾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 　　2004年6月～2004年9月，某台资教育机构，主要销售知名英语教材。该公司有点类似于保险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甚至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思想的控制。有点理想主义的小吴正是被该公司表面上热情奋进的氛围所吸引，接受了这份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工作。可以说，小吴在这家公司工作非常出色，身为新人的她第一周的业绩就高居榜首，深受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欢迎。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里高负荷的运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并从上司对其他业绩较差员工的冷酷态度上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质疑，最终在上司和同事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了该公司。 　　2004年9月～2005年3月，某咨询策划公司，任销售公关经理、编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小吴编写了四本营销方面的书籍，策划了一些与报社等其他媒体的合作项目，招聘并培训了多名业务员。以往的工作波折、轻率的跳槽经历造成的“后遗症”在此时慢慢表现出来，小吴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公司内部召开业务会议时，她可以很轻松地指导业务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恐惧与客户交流。有时候她逼着自己去面对客户，事实上也发挥得很好。这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交流的障碍，让小吴非常困扰，却又难以克服。她向老板提出不想再从事营销工作，但有重要项目的时候，老板还是要委派小吴。由于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小吴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5．据中新网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省市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其中，不乏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 　　今年5月，正当同学们纷纷签约外资企业、国家机关时，上海外国语大学某班的刘露悄悄地注册开张了自己的公司。创建公司的点子来源于和朋友的聊天。刘露有一群做IT的朋友，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无线网络游戏市场，闲聊间，朋友谈起无线网络游戏市场是网络游戏后又一块大奶酪，特别适合年轻人去挖宝，几个朋友商议组建个科研团队，而刘露被推出来做市场开发和营销。 　　刘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家人出资10万元，帮助她注册公司。于是当昔日的同学开始奔波穿行于高楼大厦间，体验新鲜白领的生活时，刘露却已端坐在浦东的一间办公室里，忙碌地接听电话，联系客户，指挥团队，品尝着自己当老板的酸甜苦辣。 　　报道认为，面对政府出台的众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是否自主创业上态度还是较为谨慎。正如刘露所说，她自己是一个特例。高校毕业生对出路普遍的认识，仍然是“就业，考研，出国”这三驾马车。 　　上海市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徐校长分析了刘露的个案：刘露从小读书时就寄宿在外，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都很强。大二时，在一家法国小公司兼职做行政助理，业余还帮几家免费的英文刊物写游记和影评。大三时去一家画廊应聘兼职，意外地被相中做了画廊经理。在此后的一年里，举办了数次画展，挑起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练就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大四择业时，家里人劝她，找工作不要看名气、看舒适，要看能不能培养专业技能和独当一面的气魄，为将来开创自己的事业做准备。有这样的铺垫和心态，刘露在创业的机遇来临时，就“水到渠成”地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6．据统计，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在我国，这个比例尚不足1%。而且，近几年，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记者了解到，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 　　大学生创业，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风险大、还贷能力弱的企业，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但数量微薄，难以为继。 　　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平均月租金6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有的大学生说，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花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手续更多。 　　除了资金的匮乏，创业的阻力还来自家长的反对和大学生们对社会及市场的陌生。一名学中文的女生谈道：“我们几个本来想办个餐馆，但是家里人觉得读完大学开餐馆，丢人！自己也感到经验太少……”另一名大学生的话代表了不少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不少，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作了难。” 　　另外，大学生自主创业往往受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制约。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对比较多，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文科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较少。 　　7．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人才资源闲置与农村基层组织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全国许多省市尝试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批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农村基层。 　　中国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针对这项计划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最大困难是工资低”，但“80%以上的大学生仍然愿意选择基层工作”。 　　对自己选择大学生村干部这份工作，5%的人表示后悔，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了88%。“多数人认为给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途径，是大学生比较好的工作选择。” 　　大学生报名当村干部的初衷是积极的，想为农民做事情、体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和献身家乡的想法占多数，把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结合到一起，“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对于将来的前途和打算，44%的大学生村干部有向上谋求发展的考虑；37%的人愿意扎根农村，留在村里做事情。 　　调查人员说，一村一名大学生，比较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大学生村干部远离农业、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农村工作实际需要。”“许多人不能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那样，很快和农民沟通和建立感情。” 　　对于工作不好开展的原因，44%的大学生村干部认为是“村里矛盾多”，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和“政策不落实”的都占24%，感觉和村干部难以沟通、村民不认同自己身份的比例很低。在出现困难时，82%的人想到和村干部沟通解决。 　　8．北京高校近期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力度，引导鼓励毕业生面向京外、面向基层就业，还通过多种生动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毕业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自主就业。 　　记者从召开的2007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毕业生19.3万人，毕业生总数比2006年增加2万多人，增幅为12.1%。从目前高校整体情况看，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北京地区多数高校已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就业指导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这些高校根据本校的特点制订了各年级的就业指导内容，并将就业指导课纳入教学计划，许多高校将就业指导课列为选修课课程，有的高校还列为必修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发展辅导中心，从学生人校开始就为他们顺利就业打好基础。各高校针对本校的工作目标，对工作任务进行职责分解，落实“全员化”要求，加大院系的工作力度，充分调动院系领导、导师、教授、任课教师及辅导员的积极性，形成全校教职员工都关心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的良好氛围。 　　各高校还普遍加大了就业信息搜集力度，通过到各省区市走访用人单位、建立就业基地等办法，积极主动到京外开拓就业市场，广泛收集需求信息，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通过召开校园综合“双选会”、小型“双选会”、专场“双选会”及“网上双选会”的形式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供需见面平台。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去年组织了12支队伍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就业调研，及时了解各地国防科技工业当年的人才需求，推荐优秀毕业生，加强企业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努力稳固原有就业市场，并逐步开拓新的就业市场。 　　9．从国际上其他国家来看，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已经认清了这一点，已经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改善环境、创造条件。 　　日前，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机构编制办、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14个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切实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规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向当地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担50%。今年6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国青年高级人才培训中心还在全国启动并组织了“创业中国——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工程”，真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各地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日前已经开始把大学生纳入到享受政府小额无息贷款的队伍之中。创业指导中心曹志鑫介绍，现在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非常重视大学生创业，去年就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比如进行项目指导、创业相关知识的培训等工作。而一些专业培训机构也表示，将对有意创业的大学生进行免费的咨询服务。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联系实际，论述有力；篇幅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