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1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5%。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干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划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口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夏天，29号楼总有人把垃圾倒在离垃圾桶两三米远的地上，一些老人习惯在附近乘凉，对乱扔垃圾的住户很有意见。一次，有个男青年把垃圾袋扔在垃圾箱外面，正好让梁建勇看见，就跟那男青年讲道理，可男青年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2月16日晚，一位身穿警服的居民把汽车停在过道上，梁建勇请他停在车位上，可他疾言厉色：“我愿停哪儿就停哪儿，你管不着！” 　　梁建勇喜欢做好事，也常常遭人非议，说他“出风头，管闲事。”“有物业呢，你管得着吗？”“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别人你不用管！” 　　梁建勇的老丈人是柳董庄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因此就有人到他岳母家告状，说梁建勇管闲事得罪人。面对这种情况，梁建勇开始还觉得委屈，后来就习以为常。他说：“我做的都是对居民有好处的事情，不怕！” 　　6．201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刘爱国又坐在了一个听证会的现场，轮到他发言时，他戴上眼镜用昆明方言说：“2009年11月至今，我参加了一百多场听证会，但今天是第一次受市审计局邀请来参加听证，感到非常荣幸。”此时，刘爱国并不知道，其“听证帝”的名头已经在网络上声名大噪。其实，在昆明，像刘爱国这样的“听证专业户”并非只有一个，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群体”。 　　经常参加类似会议的市民中，安工才算是主动性比较强的一个。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他一直关注着昆明市的各大小听证会，甚至还报名参加人大会议。从2001年开始，他一共参加了7场人大组织的向市民开放的会议，还参加了7场听证会。 　　2001年，昆明市人大首次面向市民公开征集会议旁听员，安工才无意中在报纸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立马向相关部门报名。可由于报名的时间相对滞后，安工才最终错过了机会。 　　“老百姓也能参政、提意见，而且还是去人大会议上，当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能参加，那将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此后，安工才每天在闲暇时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翻报纸，看看有没有政府部门的会议征集市民参与。 　　终于，几个月后安工才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选拔”，作为旁听员出席了一场会议。至于是怎么“选拔”的，他到今天也不清楚。“总之，是‘上面’来定。”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参加这次会议还会有红包。按照相关组织部门的说法就是“误餐费”。不过他认为，既然人家觉得合适给，自己也没有必要拒绝。 　　然而，随着参会的频率不断增加，安工才却开始感觉有些失落。“作为旁听员参会，只能听不能说，要是有意见只能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上去。当然，会后还召集会议旁听人员一起讨论，可讨论过后的最终结果却从未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过。” 　　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有些来报名参加会议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是冲着“误餐费”来的。安工才介绍，不仅如此，最后竟然演变出了一个“旁听队”，还有专门的“内线”。每年快到开春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关注可能会召开的会议，并委托家里曾经供职在有关部门的熟人打听开会时间，以及如何能够在众多群众中顺利入选。 　　7．如果不是微博，青岛四方区拆迁户王国栋的人生或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 　　“之前我真的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措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册微博账号两周后，深感绝望的王国栋拿出汽油，在微博上留下“我爱这个国家，但它不容我了”的遗言，准备“誓死捍卫家园”。 　　令王国栋意外的是，该条微博迅速被转发了7000多次，短短2小时内，陌生的劝慰电话、短信不断。有网友说：“不用谢，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在多方劝解下，王国栋最终打消了自杀念头。随后，得益于众多网友、媒体以及知名学者的介入，当地政府决定暂缓强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毫无疑问，微博是很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 　　8．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有感于国民精神与国民意识的缺失，有网友在博客中写道： 　　如果我们没有买盗版书，没有从百度文库等下载免费的书，没有拿着别人的书去复印店；如果复印店的老板，愿意失去小部分利益，不去复印整本书；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声嘶力竭的作家，就不会有明明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违法，得不到实施；也许，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跟我们共享更多的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帮我们找过关系，大到进某所学校，小到插队买票看病；如果我们要求某种特权的时候遭到严厉拒绝，如果同时对滥用职权的人不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以拥有特权为骄傲，以滥用职权为骄傲，以拿特权做交易为骄傲；也许，我们对“上面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信赖，相信每个人在行使正确的权力。 　　如果我们在售票员斥骂农民工的时候站出来，对插队的人怒目相向，对偷别人钱包的小偷毫不留情；如果我们没有无视不公的存在，抱着“不关我的事”的心理，和听从家人“别管闲事”的劝告；也许，就不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沉默不语，觉得求助他人无望；也许，就不会纵容不公正的存在，不会有无力的斥责，正义的力量本该让每种黑暗战栗。 　　如果我们考试不作弊，如果我们的每一分成绩都代表了真实的水平，如果我们没有让别人代写作业；如果被要求代写作业、论文、考试的人，能对这样的请求嗤之以鼻，严词拒绝；也许，我们能信任每一个岗位上的技术人员的专业和工作人员的水平；也许，就不会有脱轨的列车，断裂的电梯，漏水的地下铁。 　　如果我们没有在超市小偷小摸，在菜市场顺手牵羊，把自己不小心弄坏的东西拿回商店换；如果我们不买仿真的鞋、衣服、包包、电子产品，对于出售这些东西的人，给予强烈的反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Made in China的耻笑；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防不胜防买到假货的时候，觉得很沮丧、很没前途。 　　又一个灾难发生了。我们咒骂，我们斥责，我们质疑，我们失望。 　　除此之外，也许，我们应该担当一部分责任，因为，就是那些我们做过的，再小不过再普通不过的事，无声无息中构筑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自己的，一生仅有一次的未来。 　　就是这些很不起眼的，我们看来无伤大雅的事，一寸一寸地蚕食着我们的信赖：我们的，自己的，赖以生存的信赖。 　　也许，我们还该从自己做起，问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为它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微弱力量。 　　也许会绝望，会失望，会无奈，会沮丧。 　　但正是这个人微弱的力量，曾经汇聚起来让我们从丧权辱国走到世界大国，从挨打落后走到改革开放。 　　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9．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公民是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道德标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社会政治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文明之内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公民意识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报告把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普世价值理念如“公民意识”等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体系中去，因为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善莫大焉。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我国公民社会已具雏形。“公民意识”写入十七大报告，更有利于我国加快公民社会的进程。 　　【问题】 　　“给定资料8”画线部分写道：“这不是‘别人的事’，更不是‘跟我无关’，因为，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联系自身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