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份《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的政协委员提案，把一直以来呼声高而进展小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再次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提案者本人F，一位在职的广州市局级干部。自从公布了“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宣言后，他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广州“两会”政协会议开幕3天来，关于F和他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提案，被大量网络、微博迅速转载、评论。尽管不少国内知名媒体点评称赞，但有网民也质疑这是一场高调的“个人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这个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　　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经过数年的艰难摸索，在今年给人以美好的企盼。在广州，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已被纳入广州市委全会100项重点督办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市南沙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该项工作，当地纪委近期还准备去香港、澳门考察，学习先进经验。　　在如此氛围里，公布“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宣言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F，尽管很多领导很支持他，这个提案也已经立案，下一步将交给党建相关部门来办理，可他为何还是压力重重？面对“坏了官场潜规则”等流言，F甚至抛出“我提出来怕什么，我都58岁了，我就豁出去了”之类的“悲壮”言语。这鲜明的反差，让我们深切地感触到，也许正是有官场潜规则的巨大阻碍，使得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一直在原地徘徊。　　对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很多改革、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纵横交错，各式潜规则的盘根错节，很多改革被迫在潜规则面前低头而停滞不前。　　拿收入分配改革来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我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马局长称，我国基尼系数不算低，这说明了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然而现实是，“千万次”呼唤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在2004年就开始启动调研，在201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改革收入分配制度。2012年年底，更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争取在去年年底前出台。可是，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挠，这项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改革，还是被搁置起来，成了一块注定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有多少改革停滞于潜规则面前？正如《人民日报》“深化改革”系列评论里所说的，“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是要“粉碎”那些在官场积淀甚深的“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因此，我们热切期望能多一些“坏了潜规则”的官员，逐渐推进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变革。当然，我们更期待“粉碎”那些潜规则的制度，能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改革的力度和刚性，使各项改革更能钳制权力、造福民生。　　资料2　　2013年1月17日，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G被曝光称，“在北京有20余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其还有另一个使用假名的身份证。G因此被网民称为陕西“房姐”“10亿房姐”。1月19日，G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有两个身份证。　　时下，户籍制度和机制应是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否则，为什么“人一有钱”就可以搞多个户口？“房姐”多户口并不是孤例，此前同样与房子有关的郑州“房妹”，其全家数口人人均有两个户口；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T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已经落马的不少贪官中，多户口者同样为数不少，如某位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拥有12个身份证、15个户口本。　　官员双户口案件的多发表明，官员通过虚假的双户口隐匿巨额财产，早已不是传说。双户口之于腐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将来，即便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能够克服万难推出，只要官员双户口的制度漏洞不封堵，财产公示的监督作用也将轻松被否定。因此，官员双户口不仅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突破口，也是将来健全反腐制度必须补上的窟窿。　　我国究竟有多少“户多多”？产生“户多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公众迫切想知道答案，目前缺少一个官方的权威说法，但其危害不言而喻——破坏了社会起码的公平正义。户口承载着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诸多权利，也与金融、财产登记、出入境管理等挂钩。多一个户口，就等于多一个选择，少受一种限制。什么限购、限贷、限制出境，财产申报、一夫一妻、计划生育，等等，对“户多多”来说，形同“牛栏关猫”。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户口漏洞，有可能让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陕西“房姐”事件继续发酵，G以虚假身份在北京买了多套房产，现在随着其虚假身份被注销掉，接下来这么多套房产又该归谁呢？有律师表示，真实的房主是G，那么这些房产应该属于其所有。G承认其假名，公安机关同时也认定G是其假名的真实所有人，户口造假不影响G作为真实的购买人来继承其假名下的所有房产。　　公民的财产当然需要得到法律最有力的保护，但对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行为，绝不应该纵容默许。很多事情之所以显得怪异，就在于不该严的很严，不该宽容的却很宽容。既然双户口最大的作用就是隐匿财产，那么要打击违法双户口，不仅要对“权权交易”的公安机关严厉问责，同时更要增加通过户口造假隐匿财产的安全风险。　　就拿“房姐”在北京的10亿房产而言，她购房所使用的假名，其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随着假户口被注销，购房合同以及房产证书就都没有了法律效力。因此，对于使用虚假双户口购置的房产，相关法律理当视之为无主房产。就算现有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也应该认定当初的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无效，退回当初购房成本，并将增量收益罚没充公。违法双户口必须严厉打击，对此仅仅嘴巴上说说、文件上写写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必须用严厉的法律规定来增大违法的风险，让那些准备通过双户口隐匿财产的人无法胡作非为。　　资料3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M在2013年1月27日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该省一些县市进行官员财产公示试点。　　以该省中部的山区县磐安为例，磐安拟提拔干部任前财产申报的内容有7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工资以及各类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公积金、稿费收入情况等；房产、私家生活的私家车、个人的存款、单笔数额两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以及各项经营投资收入等；申报人如果有房产、私家车，还要附上各种证件的复印件。这7项内容除了在每个公示人单位公告栏里张贴之外，房产、车辆、2011年的收入投资以及收益四部分的情况还要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网民和民众的监督。　　结合目前的“房叔”“房妹”事件，该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户籍管理是重大问题，“应将房产署名、购买时间、面积、价格等信息进行登记后全国联网，并实行强力的举报制度以及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　　网友们普遍认为，户籍管理上的腐败和漏洞如今成为一部分腐败官员隐匿非法收入的保护伞。因此，有专家提出应以房产信息公开化作为官员财产的突破口，多数民众也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寄予反腐厚望。　　该省政协委员、浙江社会科学院院长C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并不难，更重要的是申报内容的真实性与问责制的落实。　　“无论是申报或公示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后面谁去监督、评估、核实、问责。”C告诉记者。据他了解，他所认识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对财产申报公示并不抵触，而且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现在这些官员就已经在按照纪委的要求，每年向纪委报告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的各类个人事项，无非是没有公示而已。　　“公示是接受社会监督，”C认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关键是，如果申报不实，或者社会对官员申报的财产有疑问怎么办？谁来监督审核？谁来回应？谁来问责？如何问责？”他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了，而且在党纪国法上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　　【问题】　　假设你是一名纪检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1～3”，撰写一篇报告，介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供部门领导及其他同事参阅。　　要求：　　（1）内容具体，联系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总字数400～500字。

问答题 （七）　　【给定资料】　　资料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从青海源头，向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沿岸。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蒿莱，劳动生息，创造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了。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植被繁茂、山溪密布，旱有密布如网的河流之水、涝有山岗丘峦可退。这里有第一个能显示华夏文明的夏王朝宫殿群，还有商王朝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商王朝迁徙到安阳殷墟时，甲骨文字已是常用的规范文字。青铜器更显现了殷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和王权的出现，是黄河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一词最早的所指也是黄河流域。　　古往今来，黄河两岸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前进。黄河流域地灵人杰，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优秀的军事家廉颇、卫青、霍去病，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张衡、司马迁、杜甫、白居易、关汉卿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捐躯的杨靖宇、吉鸿昌……他们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黄河的骄傲，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第一景观该是那闻名天下的壶口瀑布。黄河流经此地时，敛水成束，倾泻在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似茶壶注水，正如古云“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在这里，黄河河床陡然收束并下陷，湍急的河水骤然被挤进狭小的空间，瞬时就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浪花飞溅，波涛奔涌，浑浊的河水被两岸的石壁无情挤压后，又反身冲向河水中央，形成了白色“V”字形的雪浪，翻滚着从壶口落下30多米深的谷底。愤怒的河水发出震天的怒吼，同时腾起了冲天的水浪和白雾，白雾中又幻化出了美丽的彩虹。若能在这里聆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你定会觉得空前庄严神圣，热血沸腾……黄河在这里完成了她的交响乐中最华美壮丽的乐章。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华古都的繁华盛况，弥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世界绘画的瑰宝。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唱出了黄河儿女的心声与愿景，世代流传。屹立在孟门山上的大禹雕像又会令瞻仰者忆起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英雄业绩……黄河之水从源头到入海口，汩汩滔滔，孕育着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在黄河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保护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治黄实践活动，是黄河文化发展的沃土和源泉，而黄河经济的发展又为黄河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资料2　　“母亲河”的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60多年来，当代治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依靠已建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战胜了花园口1万至1.5万立方米/秒的洪水7次，1.5万以上的3次，确保沿黄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在黄河流域已建成和在建的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全河引水工程已建成4600多处，引黄灌溉已由解放前的1200万亩，发展到11000万亩，增长了8倍。黄河水的利用多达307亿立方米，为全国各江河利用率之首。60多年来，有计划地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道，彻底扭转了历史上黄河口居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险恶局面；随着河口流路的稳定，黄河三角洲由过去一片荒凉变为富庶的鱼米之乡。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回报。但黄河毕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广义地说，黄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就包含着对黄河的治理。为了抵御河患、造福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修建黄河大堤。黄河大堤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见证了黄河的沧桑，既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又记录了黄河以其自然破坏力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既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成就和精神，又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化工和矿业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V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黄河污染触目惊心。“一碗河水半碗沙”，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提交了《关于尽快立项建设黄土高原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的建议》，建议通过加大对黄土高原1.88万平方公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的治理力度，来改善黄河水沙关系、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改道26次。究其原因，主要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长期的淤积抬高，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黄河底床比河南开封市地面高13米，比新乡市高20米，“一旦堤防决口，就是灭顶之灾”。　　资料3　　长期以来，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开发活动主要是防洪和扩大航运，这两项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但水质问题却是影响着密西西比河全流域“健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地表水排放有毒废水量最大的有15个州，其中5个州分布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这里很多河段都达不到美国政府1972年颁布的《清洁水法》中有关适于鱼类生存和人们游泳方面的水质标准。调查表明，排入上密西西比河的许多化学物质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污染的废水。虽然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十分重视，建设了大量工程，但计划中的工程仅完成60%左右，实际还只能勉强防御一般性大洪水。航运一直是上密西西比河重要的商业活动。明尼苏达州到密苏里州之间的河段建造了27座船闸和大坝，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航运条件，但很少考虑到这些大坝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航运与其他活动的相容性仍是密西西比河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泥沙淤积是上密西西比河的主要环境问题，过量泥沙使水生植物的光透射性减少，并淤填在上密西西比河的回水区。上密西西比河的渠化、一系列船闸、大坝以及通航水库也形成了一个拦截冲刷泥沙的系统。湿地减少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密西西比河至今仍没有全面规划，近年才采取整体考虑的方式研究航运与环境的关系，但尚未根本解决整个上游流域的综合治理，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科学家警告说，森林砍伐已经使亚马逊河众多支流的水文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干流受到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亚马逊河的7000条支流正逐渐干涸，另外，肥料和农药也对这些支流的生态状况造成了很大影响。近年来，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速度较以前加快，一些森林开垦为养牛场，还有很多林区则开垦成农田，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大豆的种植面积很大，而大豆如要在赤道地区生长，则需要大量的肥料和浓度很高的农药，势必引发水质污染。为使亚马逊河免遭干涸的命运，巴西政府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农民砍伐沿河岸50米以内的森林；另一项法律则规定，只能伐20%的森林，其他80%的森林可以根据政府批准的林业管理规划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但是，在这个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亚马逊地区，上述法律以及其他环境法规常常受到漠视。　　埃及地处北非，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工农业及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曼扎拉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北端，是一个长60公里、宽40公里的长方形湖泊，它对尼罗河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埃及各地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几乎都通过5条水渠流入湖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人口激增，工业和农业及生活废水大幅增加，加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曼扎拉湖水质急剧恶化，湖里鱼类几乎绝迹，鸟类也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现实，埃及政府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消除曼扎拉湖的污染，改善曼扎拉湖的水质，不仅对提高湖区周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埃及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曼扎拉湖治污工程于1992年开始实施，人工湿地的工程包括扬水站、污水沉降池、污水处理池、幼鱼池和养鱼场等，2001年工程全部完工。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污水已经基本消除了其中的污染物质，如富氧物质的70%、总浮游物的80%、氮磷总量的50%和粪便的98%都已不复存在。记者在参观这一人工湿地工程时看到，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第一、第二和第三沉降池，经过多次过滤和清污处理之后再引入幼鱼池，鱼池里的水清澈透明，鱼儿在池中悠闲地游动。经过鱼池流入曼扎拉湖的已处理过的水便不会再污染湖水。如今，这里的生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资料4　　“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是被广泛宣传的一句口号。黄河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通常说法有四条，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初闻此话，似觉有理。但实际上这不能算作黄河自身的健康标准。从黄河的发育史上可知，在有人类之前的许多年，黄河曾是互相之间并不连通的四段，最下面的一段为三门峡所阻隔未能入海，那时它是一条内陆河，而此时黄河的生命非常健康，正处于它的蓬勃发育时期。在有了人类之后，黄河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因此，若舍掉人类存续与黄河的相互关系，单从黄河本身而言，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会有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而这恰是几亿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自194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治黄以来，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决口，可谓“三年安澜”；其后几十年固堤防洪成了治黄的主要手段，成绩很大，但代价也很大，其结果是黄河河床不断淤高，这为未来埋下了很大隐患。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更是他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他不无忧虑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毛泽东在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毛泽东接着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南水北调这个雄伟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毛泽东视黄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他敬畏黄河，审慎思考着黄河的开发与治理，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在视察时只是殷殷嘱咐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3年2月，毛泽东在外出视察的专列上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负责水利工作的有关领导进行了探讨。1954年冬，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1955年6月，毛泽东又听取了河南省委有关治黄工作的汇报。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黄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黄河建设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支持。1980年7月23日，他来到花园口视察黄河大堤，询问黄河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在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察了黄河主流的流量，就防止泥沙淤积的问题与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他感慨地说：“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1999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古老的黄河焕发青春，更好地为中华民族造福。　　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6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治理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60年来，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成就辉煌，但黄河的治理开发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　　资料5　　东汉永平十二年，孝明帝令水利专家王景治黄（此前黄河已泛滥几十年）。王景受命于危难之际，率几十万兵士民工，修汴渠治黄河，历时一年，用费亿钱。自王景治河后，河行新道，维持了900多年未发生大改道，是时，汴渠成为东通江淮的主要水道。王景的主要工作是修建了自荥阳至千乘的黄河大堤，治理了作为东汉漕运主要通道的汴渠。王景治河后，黄河相对安澜800年，据分析与王景所选定的东汉故道河身较短、地势较低，因而行河路线较优有关；另外，“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所描述的可能是一种利用沿河大泽放淤的工程措施，这对于延长行河年限也有一定作用。以上所述主要是从治黄工程的角度看问题，但据黄河水文、植保专家的研究，王景治河至隋代的500多年间，为黄河史上又一阶段，其特点是黄河下游河患相对较少。在此期间，黄河中游地区大暴雨的记录较少，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有分支，两侧又有较多湖泊洼地；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黄河输沙量的减少，否则，王景所开新河道（如汴水），也会很快被淤积，从而使河床不断淤高，降低其泄洪能力。这一时期黄河输沙量的减少并不是推论，而是有以下诸条事实，即在这一时期有关黄河水清的记载较多，且有“黄河清复清”的民谣。这一时期黄河输沙量的减少主要归因于黄土高原人口减少，植被得到一定恢复。安史之乱后，农牧界线又迅速北移到河套以北，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又一次加剧了水土侵蚀，黄河下游灾害增多。五代、两宋至元、明时期，农牧界线一直游移于陕北和内蒙古之间，直至清乾隆之后，农田植被更逐渐推移至阴山以北，这时整个草原几乎全部为当年生栽培作物所取代，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陕北风沙加剧，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澜800年，他的治黄思路和做法很值得今人研究与借鉴。　　资料6　　黄河担负着沿黄地区50余座大中城市和420个县的城镇居民生活供水任务，黄河污染给城镇居民供水安全带来巨大威胁。2003年，黄河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蓄水变成“一库污水”。三门峡水库自规划修建之日起便承载着国人“黄河清”的千年梦想。由于黄河下游难得一清，古人把“黄河清”作为一种瑞征。南朝萧统编选的《文选》中首次提出“黄河清而圣人生”的说法，后来逐渐演变成“圣人出而黄河清”的祈盼。面对黄河这样一条“善淤、善决、善徙”、水旱灾害频繁的河流，人们盼望圣主的诞生，以便带来“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也本无可厚非。在封建社会，许多大臣曾上书奏称黄河变清，如清雍正年间的河道总督齐苏勒曾奏称黄河变清，雍正皇帝非常高兴。然而，由于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清”从未真正实现，只是萦绕于人民心中的梦而已。当年，三门峡水利枢纽修建之时，美国巨型大坝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胡佛坝、大古力坝相继而起，苏联也先后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上建起高坝大库。因此，很少有人怀疑这样的构想：在黄河上建起一座大坝拦截泥沙，再附之以水土保持措施，从而既能让下游变清，又能综合开发。当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1000多位代表面对修建三门峡水库这样一个承载着国人“黄河清”千年梦想的工程，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时，一致欢呼通过，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99年8月以后，我国从黄土高原开始，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退耕还草还林，停止了坡地开荒，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退耕面积约3.2亿亩。据估计，黄土高原要占到一半左右，这在治黄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回顾历史，在北宋年间，黄土高原上就出现了开垦坡地的记录，以后此况曾愈演愈烈，而在约一千年之后的今天，其坡地开垦终获停止，这无疑是一次惊天的大逆转，人们希望以往治黄的大困局将由此而全盘皆活。　　资料7　　为治理黄河而奔波半生的水利专家王化云同志在其回忆录《我的治河实践》中辛酸地叹道：“黄河不可能变清……黄河也不需要变清。未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我认为应该建立在黄河不清的基础上。”资深黄河环保专家、1978年就曾经探访了黄河源头的Y指出，黄河源头长期屡禁不止的盗猎、金矿开采以及过度的林区资源开发，导致了黄河源头的“美丽童话”正渐渐消失，保护黄河关键是治理黄河源头的水和沙，因而对黄河源头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假如黄河源头都受到污染，那么黄河的断流、污染就更难解决。文化学者R教授踏勘黄河源头时感慨万千，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黄河、了解黄河是在寻找一种精神资源、寻找一种精神的依归。对于环保，R教授对“黄河区域的移民一定会带来黄河的污染”的说法则不予赞同，他说：“关键要看移的是什么民，人们的环保意识是决定黄河未来的关键因素。”中国地理学会M教授的观点也很明确：要重新认识黄河。为此，他引入了“大黄河”概念。他说：“如果狭义的黄河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文化，那么广义的黄河文化就应从大黄河的概念出发，将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统一纳入黄河文化体系。”致力于黄河文化研究的Z博士提出了弘扬黄河文化的四个关键控制点：首先，深刻认识黄河文化的价值；其次，注重“黄河文化圈”的培育与维护；再次，注重将文化创意融入生态旅游的一站式体验；第四，是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弘扬黄河精神”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四）　　【给定资料】　　资料1　　近年来，“拆迁”一直是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热点、焦点、痛点”问题；当城市化、现代化席卷而来，拆迁就一刻不止，伴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利益纠纷，上访、强拆、自焚，似乎在哪个城市都未能避免。拆迁本来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必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城市的发展，过去的城市布局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除旧革新，让城市功能更加完备、更加顺应人们现代化、快节奏、高速率的生活方式，让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才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资料2　　2010年9月10日，宜黄县政府为新客运站建设进行例行的强拆动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因处置不慎，导致3名被拆迁当事人烧伤，强拆动员工作遂因此停止，被烧伤的当事人在县医院初步救治后，因伤势较重转入省一附医院继续救治。事发的第二天，数张当事人被烧伤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很快这些照片及文字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从而引发了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刚开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网站介入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后，主流媒体介入其中，使事件骤然升级，并迅速上升为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最终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9月16日，县委主要领导亲赴机场，安抚受伤者家属，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9月17日，被烧伤的当事人之一叶忠诚在医院不治身亡，尸体被运回宜黄。9月17日，事件引发当地政坛地震，8名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9月18日以后，省市相关调查组进驻宜黄对事件进行调查。10月10日，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去职务。同日，新任领导到岗。对此类事件如此严厉的问责，可以说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被迫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全部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2010年10月12日前，宜黄县政府一位署名慧昌的官员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拆迁，但如果把所有“拆”字前面都加上一个“强”字，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无助于将来的城市发展。在为了公共利益、经过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拆迁并无不可。但假如以“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来理解“公共利益”，理直气壮地称“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则显然是对公共利益的藐视。　　资料3　　根据现行法律体系。商业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只能是通过转让。要么是从国家（即政府）手里，要么是从单位或个人手里。共同的特征都是拿钱买。　　国家虽然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但是土地的使用权一旦被单位或个人取得后，政府非在特定情形下是不能收回的，这个特定情形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商业开发显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强行征收。　　公序良俗里有“一女不许配二家”的道德规范，法律上也规定国家不得将同一块土地同时卖给两个人使用。《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即我的房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政府不能再将我屋下的这块土地卖给商业开发商。　　反过来，商业开发商如果没有和老百姓谈妥，而去搞强制拆迁，政府肯定违法。因为这种情形下，开发商不具备“拆迁人”的资格。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百姓一告就赢，许许多多的“县太爷”被摘帽子的原因。　　资料4　　最近，一些地方上演了几起暴力拆迁悲剧，引发专家学者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质疑，酝酿已久的新拆迁条例修订进程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公共利益”？现行的拆迁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立法上的空缺为地方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执法的政策再界定过程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披着“公共利益”的华丽外衣，把公共管理商业化，公权服务沦为了为商业开发“保驾护航”的附庸。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强拆”，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联系实际，文字表达流畅，1000字左右。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资料1　　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资料2　　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资料3　　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资料4　　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资料5　　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资料6　　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资料7　　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资料8　　“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资料9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资料10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