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二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2．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3．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问题】 　　“给定资料1～3”中反映了我国孤儿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假定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提交一份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一）　　【给定资料】 　　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遭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铺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败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1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不让乘客有去有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问题】 　　给定资料反映了T市市民出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假定你是市交管局聘请的观察员，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呈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其中，深圳民工缺工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工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常常体面，又有各种良好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民工们都沾不上边，当然社会有分工不同，大学生大多吃的智力饭，而民工几乎全是体力活，可比性不高。而现实生活中，民工们的生存现状却无法与大学生相提并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住的都是工棚，横七竖八蜗居一室。吃的是快餐，最可恨的是到了年终，有的老板不付工钱，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农民工却无可奈何。大学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的专题。而据报道说：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这么多空缺的工作机会等着大家，农民工们愿不愿意再次出门呢？ 　　从金融危机前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订单荒”，到如今“民工荒”又重袭东南沿海，人们为农民工失业心忧，也为“民工荒”发愁。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都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00多万，GDP增长10%以上才能保证新增就业人数充分就业，每年有接近700万大学生毕业，40%以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中国18亿亩耕地，供50岁以上的半老人和老人种可能还不够，农村季节性休闲者少时不少于1亿，多时不少于2亿。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中国有“用工荒”？如果一定认为中国有“用工荒”，那可能是别的“荒”导致的。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和订单生产地相距遥远，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低，加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其次，劳动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畸形发展，导致了劳动者的消极就业。 　　应对民工荒要政企联手，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都无法支付不断增长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实现。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还包括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用工数量。作为为企业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专家议论道：美国等国为什么没有“民工荒”一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工，哪来的“民工荒”？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所以，问题的根子，就在“农民工”三个字！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们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么？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按照劳动法规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调查中，发现欠资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7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赋予了和谐劳动关系更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倡导重人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谐统一。日本企业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成功就在于他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仁爱”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人和”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协作，力求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文关系。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毅然离开。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受到义务教育的种种歧视。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学龄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一项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今年10月2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称，民工荒的出现是某一个时段的、结构性的、局部区域的现象。一是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能够适应于岗位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另一个因素是，我国对外贸易有所恢复，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使得短期内用工增加比较多，导致一段时间招不到工人的状况出现。我们认为应该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使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专业技术，这对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关注企业用工的变化情况，加强对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信息的披露力度，避免劳动者盲目流动的情况出现。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社会实际，谈谈作为农民工输入地A市劳动部门（即用工主管机关），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民工荒”。 　　要求：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措施得当，具有可操作性，限500字内。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1．相关研究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差；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实行“土地剪刀差”，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农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产生大量的富豪。城市居民通过购买房地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有的还随着土地的升值，获得了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企业，一直到购买房地产的城市居民，正是利用这一“剪刀差”制度，分享了农民土地的商业价值。 　　这种做法以很低的代价和很高的效率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政府从中赚取的土地差价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土地财政”已经为各级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由此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城乡统筹发展带来不少问题。在政府和农民处于市场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日益显现，农民的利益却没能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同步增长，反而受到损害。 　　近年来，中央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保障和扩大农民权益，比如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不断提高农民种田补偿标准，等等。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考虑采取各项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工业发展了，可以反哺农业。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就转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公平，促进全面现代化。 　　2．近年来，在曾经以包产到户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们自发地搞起了新的合作社模式。65岁的老农严金昌是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他和几户农民一起，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给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生猪养殖，公司请严金昌担任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农民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聘用成为企业员工。严金昌说：“我们饲养的高山特色风味猪，直接销售到上海的大型超市，价格是普通猪肉的两倍。员工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每亩地一年500元租金以及一定量的年终分红，一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 　　3．作为河南信阳市种粮的“能人”和“高手”，柳学友也是土地流转“大户”。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老柳就开始承包土地，那时，他联合一帮种田能手远赴新疆、河北、天津等地，曾把上万亩荒地改造成良田，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4年，“腰包鼓鼓”的老柳回到信阳息县老家。他没有把资金用在买房盖楼等家庭消费上，也没有用来开商店、建工厂、办实业，而是干起了“老本行”，继续联合一帮“种田能手”承包土地，进行农业开发。他们投资上千万元，把家乡息县数万亩地（包括部队农场和乡镇撂荒地）承包下来，通过平整和改良土地、推广良种、科学管理等措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老柳自己承包的400多亩地，亩产均超千斤，当年获得数十万元。目前，他已陆续签下3000多亩地，年收入上百万元。 　　4．重庆市长寿区石堰镇麒麟村宗胜果品有限公司是农民办起来的。入股农民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农村集体成员，也是公司股东。同时，他们还在公司工作，像城里人一样，领取一份应得的工资。43岁的公司董事长余安全说：“成立公司，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1998年，余安全先是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试种柑橘，而后逐渐扩大规模，发展到周围村民的几十亩土地。余安全的示范带动了其他村民也开始种果树。然而，他发现一家独户的种植方式很难形成规模，水果的质量也难以标准化，而变幻莫测的销售市场就更难把握了，进而“拿土地当股份”的构想开始出现。2005年，在镇领导支持下，余安全提出这一构想。看到余安全不仅把自己租来的上百亩地全押上，还拿出了5万元现金，村民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石堰镇党委杨书记说：“新鲜事物搞不好会带来隐患。为了防范风险，最终我们决定在508户的514亩土地上进行试验。” 　　如今，地有了，柑橘苗也有了，但树苗从种植到挂果需要5年的周期，这5年的管理养护费用如何解决？虽然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愿意提供贷款，但麒麟村的村民不能借款，他们必须注册公司具备法人资格。通过反复动员，从村民中选出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人数，长寿区政府承诺财政贴息，担保公司（恒河公司）提供担保，重庆市工商局最终同意特事特办。2006年3月，宗胜果品有限公司在麒麟村挂牌成立，余安全当选公司董事长，51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253.42万元，货币资金25万元，后者由麒麟村508户农民和恒河公司共同投入，共担风险。 　　在杨书记看来，麒麟村的试点效果明显。宗胜公司对土地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恒河公司提供技术培训与技术支持。6万株柑橘苗成功种植下去后，成活率接近100%。根据估算，等到柑橘挂果的季节，每亩土地每年的产值将达到4000元，除去成本，每亩地的收入有2000元以上，而过去每亩地每年的收益只有250元左右。无疑，农民的纯收入将大大增加。 　　5．部分农村问题专家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观点摘要： 　　A先生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跟日本相似，对于土地流转，要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应当制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日本规定是3公顷/人。我们也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具体多少根据情况来定，目的是防止土地过于集中，把土地流转可能产生的弊端限制到最小程度。同样，也必须规定拥有土地的最低限额，土地已经减少到口粮面积的标准，只有二分地、一分地，这样的农户不准再出让土地，确保安全。 　　B先生则认为，政府征地与土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可以改变土地用途，后者则必须农地农用。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探索一条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政策相协调的新途径。要规范政府和企业征地行为，政府除了公益事业需要征用农地外，不得以其他名义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拍，从中获得高额土地差价收入，侵占农民土地利益。 　　C先生强调，目前农村居民点占地4亿亩，许多农民的住房方式造成大量土地浪费，如果将农村富余人口迁入城市居住，大量宅基地可以还原为耕地，弥补因城市化需要而占用的农村耕地缺口。他援引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5年东部地区有5%～10%的农民在城市购房，大约有1500万户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浪费严重。近年杭州等地出现了用全产权“农民公寓”换取农民宅基地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6．2006年3月，成都市温江区制定了《关于鼓励农民向城镇和规划聚居区集中的意见（试行）》文件，该市农民变市民的“三保障、两放弃”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所谓“三保障”是指：农民变市民需要三个保障条件，一是能够在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属能够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够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所谓“两放弃”是指：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 　　“三保障”和“两放弃”互为条件，农民有了“三保障”，必须“两放弃”；要农民“两放弃”，就必须给农民以“三保障”。这里，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交换，即农民以承包地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换城市的住宅。 　　试点过程中，共有4700多户农民报名参加，这一数额远远超出了预计。为此，温江区农村发展局制订了两个“限制条件”。 　　其一，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必须达5000元以上，其中80%以上来自非农产业。这样，他们自愿“两放弃”后，能够承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缴费水平。 　　其二，在如下区域内居住的农民优先考虑：城区规划的优先发展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将延伸的区域、在“拆院并院”过程中整体成片集中区。 　　7．2007年10月1日起，浙江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暂行办法》设计的是一个“低门槛”。不仅农民，城镇居民中未参与保险的，以及非本市户籍但已经取得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年满16周岁至60周岁，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地级市。 　　二、《暂行办法》得到政府财政支持。市政府每年财政补贴达3.6亿元。 　　三、《暂行办法》特设了多种缴费基数，城乡居民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参保，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政府补助的力度加大，这与一些地方实行城乡居民参保以“个人交纳为主”形成了鲜明对比。 　　8．200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在杭州、嘉兴、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建立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的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嘉兴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两分两换”为特点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所谓“两分两换”就是把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指出，我们推行“两分两换”的出发点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拓展发展空间，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农民群众对这项改革的理解、接受程度如何，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以依法、有偿、自愿为原则有序推进。 　　嘉兴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有50%以上的农民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占用了大量非农建设用地，同时由于分散居住，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很难向这部分农村居民覆盖。在“两分两换”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嘉兴市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靠近城市周边的地区，进行集中的公寓安置；有些则根据情况异地集中迁建；一些较偏远的地区需要翻建的，可能通过政策引导，集中到市镇上来。原则上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政策。嘉兴的目标是，力争到2012年，嘉兴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实现向城镇和中心村集聚，流转土地面积100万亩以上，50%左右的农田实现规范化集约经营。 　　9．近几年，江苏昆山市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三化”发展均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昆山现代农业的规划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也名列苏州市前茅。 　　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昆山市对农民流转土地按市、区（镇）两级财政每年每亩补贴400元，预计今年补助金额超过8000万元。目前，昆山流转入股土地面积20.59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的81.8%。先后组建了123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和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09年，昆山城乡一体化的低保标准提高到了每月410元。 　　花桥经济开发区、张浦镇、巴城镇、千灯镇是试点先导区。目前，各镇正结合各自实际制订三年实施计划。例如，花桥即将开工建设两大农民集中居住区，8000多农户将完成拆迁7000多户；千灯镇已完成半数农户的拆迁安居，近3万亩农田已流转99.7%，农民保底租金收入每亩每年600元；巴城镇56%的农户已集中居住，8.2万亩基本农田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大舞台。 　　苏州市委副书记徐建明强调指出，昆山市“三化”发展充分，要大胆创新谋求更大突破。要在制度上创新，探索各种有效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搭建平台，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要尝试推进区镇合一，打破地域行政界限。 　　10.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协阳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例如，41791起土地流转案例中，签订规范合同的仅4223起，占10.1%；签订不规范合同的3137起，占7.2%；不签合同的34431起，占82.7%。一些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合同内容不完善、特别是租金约定不合理的，流出方或流入方常常受到利益驱动单方面毁约，引起矛盾和纠纷。 　　又如，一些承租方在租赁农地后，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开矿、建厂甚至用于房地产开发，成为建设用地。这种流转被称作“黑色流转”，对保护耕地危害较大。 　　再有，土地流转的规模不大，土地集中连片困难，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许多企业或业主在农村租赁土地都希望能够集中连片，便于实施机械化耕种。但由于不同农户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常常导致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因个别农户不同意而难以成功。 　　【问题】 　　给定资料介绍了当前农村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些做法及其利弊。请针对重庆市石堰镇农民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做法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给出你的解决思路。 　　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有针对性，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二十四）　　【给定资料】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的一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问题】 　　给定资料中指出了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必须做到的两个基本层面，假如你是一名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请就这两个层面提出你认为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措施。 　　要求：（1）切合主题； 　　（2）表述全面、准确、有逻辑性；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十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1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网络。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11.28万名，其中90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为移动用户免费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作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用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对待“社会冷漠症”，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1)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漏的燃气就像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文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态。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出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报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 引起了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诸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的“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应对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站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到“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汶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人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表面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100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学、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它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逆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是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上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加上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等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由量变转变成质变。脆弱性演变成严重的危机，最终导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挥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待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预测和准备不足，必将使现代化城市运行中的风险难以及时、快速、准确、有效地得到识别、防范和控制，结果便是重大灾难。　　4)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道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铺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败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1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不让乘客有去有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5)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发表文章，介绍并阐发了古代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关于人类灾难的哲学思考。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坎帕尼亚省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引起了塞内加的注意。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刚刚遭逢灾难的读者，然而，他的安慰却多少显得生硬和阴郁：“你们说‘我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难道你们以为，当你知道某件事有可能发生，当你看见它已经发生，这件事居然还不会发生吗?”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在公元62年的春季提醒大家：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塞内加认为，由于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由于我们必须预想到所有事情，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在驾车启程，走下楼梯，或是与朋友话别时，都应意识到各种致命的可能性。塞内加强调：“不应有始料未及之事。我们的思想应先行一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不应仅是什么事常会发生，而更应是什么事有可能发生。人是什么?人是一件容器。哪怕是最轻微的振动，最小的颠簸，都会让它破碎。人的躯体软弱而易碎。”　　在经历了大地震之后，许多人主张应疏散整个地区的民众，并且不要在震区重建房屋。但塞内加并不认为地球上会有一个地方具有彻底的安全。“谁又能保证，他们所站立的这块或那块土地，就是更好的地基呢?如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以幸免于难，保证安全，那我们就错了……大自然还没用这种方式创造过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有中国学者读了阿兰·德波顿的文章之后这样解读塞内加的思想：没有绝对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与灾难相伴以及与灾难抗争的历史，而塞内加的思想看似悲观，却有助于我们培养忧患意识，有助于国人在灾难来临之际保持清醒、从容与淡定，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进而积极地应对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内加道出的是与中国古代改革家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相近的思想。　　(三)“给定资料4”反映了T市市民出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假定你是市交管局聘请的观察员，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呈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参考。(20分)　　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　　(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九）　　【给定资料】 　　2010年7月，某网站设置了“你会配合普查员进行人口登记吗”的问卷调查，选择“会”的只有4.3%，选择“不会”的占14.9%，选择“看情况而定”的占42.1%。其实，民众有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某先生曾在一家中介机构留下个人信息，于是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买房、卖房信息便源源不断发到他的手机上，甚至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等私密性极强的信息也在网络上被公开出售……有专家指出，人口普查受阻的背后是一种不容低估的信任危机。 　　某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在同城多处购房，甚至多城购房的情况已很普遍。‘人户分离’现象非常多，这就需要自住户准备好自己家人的证件，普查员上门时直接登记就行了，省时省力；如果是租住户，最好提供一下房东的相关信息或联系方式。”另外，本次普查要求尽量入户登记，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小区都出现了入户难的问题。 　　一天上午，记者跟随某社区普查员小袁来到普查小区。在某单元的一住户门前，上前敲门，敲了许久，一直无人应答。“可能是没人在家吧！”小袁一边说着，一边想迈步离开，这时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个睡眼朦胧的男子伸出头来问：“什么事？”小袁把挂在胸前的普查员证一亮，礼貌地说：“先生，您好，我们是社区居委会的，现在入户进行人口普查，麻烦您出示一下您家的户口簿。”或许是不满美梦被人惊扰，对方不耐烦地说道：“我的户口簿，被我妈带出国了，你们要找，就到美国找我妈去吧！”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该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为做好普查工作推出了许多举措。2010年8月，市人口普查办公室要求各区人口普查办携街道、居委会普查人员，在试点小区门口摆设展台，集中悬挂横幅，并给每户居民发放了《致小区居民的一封信》，就入户登记问题做介绍。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除做好当天的宣传外，还将担负试点小区人户普查的10名普查员的照片张贴在小区门口。该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以《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为依据设计制作了该市人口普查《保密承诺书》，对个人信息，如住址、婚姻状况、住房状况、联系电话等做出依法保密的承诺。普查员入户时与普查对象现场签订《保密承诺书》，并留下监督举报电话，确保普查对象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 　　【问题】 　　给定资料提到了某市在人口普查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假定你是一名普查员，请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问题明确；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三、假如你是某市文明办的工作人员，给定资料5-6是你搜集的资料，请根据资料就“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教化引导作用，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向领导提出建议。（25分）要求：（1）内容全面。（2）观点明确。（3）层次分明。（4）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