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端

  • 题王微信公众号

    题王微信公众号

    微信搜“题王网”真题密题、最新资讯、考试攻略、轻松拿下考试

教师公考类 | 地方公务员

模式切换

0 0 0
我的错题 我的收藏 学习笔记

章节目录

问答题 (十)  【给定资料】   东莞在解放初期,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当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荣了几十年的出口加工业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成为首选。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采取简政放权措施,吸引外资的审查权下放给各个地级市,东莞则进一步把招商引资权下放到乡镇。凭借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迅速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发展成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有个说法令东莞人自得不已,“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2007年,东莞的GDP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的典型代表。   其实2004年后,东莞已面临巨大危机。先是“民工荒”,接着是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增加了加工成本。由于村自为战,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却无法整合,电和水的资源也很紧张,电厂污染也很厉害。在这一系列因素影响下,2007年,东莞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有关部门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总数的10%到20%。   种种迹象表明,“东莞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如何实现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路径。低水平的劳动力、旧产业离开东莞,高层次的劳动力、新产业从何而来?   有人认为,外资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他们会成为东莞转型的推动者。但也有人尖锐指出,外资企业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哪里去,不大可能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只有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才更有可能和本地经济同甘共苦。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都在台湾地区,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某专家认为,东莞为了产业转型不断探索而仍不得其门而入,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却如火如荼地进行。长三角地区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其他地方,包括武汉、成都、重庆、天津这些城市的新特区,也不乏类似“东莞化”的克隆者。内地省区提出“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之类口号,实非明智的选择。   【问题】   “给定资料”对内地省区“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口号提出质疑。请对此进行分析,谈谈你的见解。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1.相关研究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差;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实行“土地剪刀差”,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农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产生大量的富豪。城市居民通过购买房地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有的还随着土地的升值,获得了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企业,一直到购买房地产的城市居民,正是利用这一“剪刀差”制度,分享了农民土地的商业价值。   这种做法以很低的代价和很高的效率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政府从中赚取的土地差价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土地财政”已经为各级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由此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城乡统筹发展带来不少问题。在政府和农民处于市场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日益显现,农民的利益却没能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同步增长,反而受到损害。   近年来,中央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保障和扩大农民权益,比如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不断提高农民种田补偿标准,等等。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考虑采取各项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工业发展了,可以反哺农业。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就转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公平,促进全面现代化。   2.近年来,在曾经以包产到户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们自发地搞起了新的合作社模式。65岁的老农严金昌是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他和几户农民一起,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给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生猪养殖,公司请严金昌担任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农民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聘用成为企业员工。严金昌说:“我们饲养的高山特色风味猪,直接销售到上海的大型超市,价格是普通猪肉的两倍。员工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每亩地一年500元租金以及一定量的年终分红,一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   3.作为河南信阳市种粮的“能人”和“高手”,柳学友也是土地流转“大户”。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老柳就开始承包土地,那时,他联合一帮种田能手远赴新疆、河北、天津等地,曾把上万亩荒地改造成良田,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4年,“腰包鼓鼓”的老柳回到信阳息县老家。他没有把资金用在买房盖楼等家庭消费上,也没有用来开商店、建工厂、办实业,而是干起了“老本行”,继续联合一帮“种田能手”承包土地,进行农业开发。他们投资上千万元,把家乡息县数万亩地(包括部队农场和乡镇撂荒地)承包下来,通过平整和改良土地、推广良种、科学管理等措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老柳自己承包的400多亩地,亩产均超千斤,当年获得数十万元。目前,他已陆续签下3000多亩地,年收入上百万元。   4.重庆市长寿区石堰镇麒麟村宗胜果品有限公司是农民办起来的。入股农民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农村集体成员,也是公司股东。同时,他们还在公司工作,像城里人一样,领取一份应得的工资。43岁的公司董事长余安全说:“成立公司,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1998年,余安全先是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试种柑橘,而后逐渐扩大规模,发展到周围村民的几十亩土地。余安全的示范带动了其他村民也开始种果树。然而,他发现一家独户的种植方式很难形成规模,水果的质量也难以标准化,而变幻莫测的销售市场就更难把握了,进而“拿土地当股份”的构想开始出现。2005年,在镇领导支持下,余安全提出这一构想。看到余安全不仅把自己租来的上百亩地全押上,还拿出了5万元现金,村民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石堰镇党委杨书记说:“新鲜事物搞不好会带来隐患。为了防范风险,最终我们决定在508户的514亩土地上进行试验。”   如今,地有了,柑橘苗也有了,但树苗从种植到挂果需要5年的周期,这5年的管理养护费用如何解决?虽然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愿意提供贷款,但麒麟村的村民不能借款,他们必须注册公司具备法人资格。通过反复动员,从村民中选出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人数,长寿区政府承诺财政贴息,担保公司(恒河公司)提供担保,重庆市工商局最终同意特事特办。2006年3月,宗胜果品有限公司在麒麟村挂牌成立,余安全当选公司董事长,51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253.42万元,货币资金25万元,后者由麒麟村508户农民和恒河公司共同投入,共担风险。   在杨书记看来,麒麟村的试点效果明显。宗胜公司对土地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恒河公司提供技术培训与技术支持。6万株柑橘苗成功种植下去后,成活率接近100%。根据估算,等到柑橘挂果的季节,每亩土地每年的产值将达到4000元,除去成本,每亩地的收入有2000元以上,而过去每亩地每年的收益只有250元左右。无疑,农民的纯收入将大大增加。   5.部分农村问题专家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观点摘要:   A先生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跟日本相似,对于土地流转,要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应当制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日本规定是3公顷/人。我们也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具体多少根据情况来定,目的是防止土地过于集中,把土地流转可能产生的弊端限制到最小程度。同样,也必须规定拥有土地的最低限额,土地已经减少到口粮面积的标准,只有二分地、一分地,这样的农户不准再出让土地,确保安全。   B先生则认为,政府征地与土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可以改变土地用途,后者则必须农地农用。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探索一条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政策相协调的新途径。要规范政府和企业征地行为,政府除了公益事业需要征用农地外,不得以其他名义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拍,从中获得高额土地差价收入,侵占农民土地利益。   C先生强调,目前农村居民点占地4亿亩,许多农民的住房方式造成大量土地浪费,如果将农村富余人口迁入城市居住,大量宅基地可以还原为耕地,弥补因城市化需要而占用的农村耕地缺口。他援引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5年东部地区有5%~10%的农民在城市购房,大约有1500万户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浪费严重。近年杭州等地出现了用全产权“农民公寓”换取农民宅基地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6.2006年3月,成都市温江区制定了《关于鼓励农民向城镇和规划聚居区集中的意见(试行)》文件,该市农民变市民的“三保障、两放弃”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所谓“三保障”是指:农民变市民需要三个保障条件,一是能够在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属能够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够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所谓“两放弃”是指: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   “三保障”和“两放弃”互为条件,农民有了“三保障”,必须“两放弃”;要农民“两放弃”,就必须给农民以“三保障”。这里,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交换,即农民以承包地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换城市的住宅。   试点过程中,共有4700多户农民报名参加,这一数额远远超出了预计。为此,温江区农村发展局制订了两个“限制条件”。   其一,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必须达5000元以上,其中80%以上来自非农产业。这样,他们自愿“两放弃”后,能够承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缴费水平。   其二,在如下区域内居住的农民优先考虑:城区规划的优先发展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将延伸的区域、在“拆院并院”过程中整体成片集中区。   7.2007年10月1日起,浙江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暂行办法》设计的是一个“低门槛”。不仅农民,城镇居民中未参与保险的,以及非本市户籍但已经取得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年满16周岁至60周岁,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地级市。   二、《暂行办法》得到政府财政支持。市政府每年财政补贴达3.6亿元。   三、《暂行办法》特设了多种缴费基数,城乡居民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参保,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政府补助的力度加大,这与一些地方实行城乡居民参保以“个人交纳为主”形成了鲜明对比。   8.200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在杭州、嘉兴、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建立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的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嘉兴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两分两换”为特点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所谓“两分两换”就是把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指出,我们推行“两分两换”的出发点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拓展发展空间,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农民群众对这项改革的理解、接受程度如何,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以依法、有偿、自愿为原则有序推进。   嘉兴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有50%以上的农民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占用了大量非农建设用地,同时由于分散居住,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很难向这部分农村居民覆盖。在“两分两换”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嘉兴市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靠近城市周边的地区,进行集中的公寓安置;有些则根据情况异地集中迁建;一些较偏远的地区需要翻建的,可能通过政策引导,集中到市镇上来。原则上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政策。嘉兴的目标是,力争到2012年,嘉兴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实现向城镇和中心村集聚,流转土地面积100万亩以上,50%左右的农田实现规范化集约经营。   9.近几年,江苏昆山市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三化”发展均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昆山现代农业的规划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也名列苏州市前茅。   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昆山市对农民流转土地按市、区(镇)两级财政每年每亩补贴400元,预计今年补助金额超过8000万元。目前,昆山流转入股土地面积20.59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的81.8%。先后组建了123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和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09年,昆山城乡一体化的低保标准提高到了每月410元。   花桥经济开发区、张浦镇、巴城镇、千灯镇是试点先导区。目前,各镇正结合各自实际制订三年实施计划。例如,花桥即将开工建设两大农民集中居住区,8000多农户将完成拆迁7000多户;千灯镇已完成半数农户的拆迁安居,近3万亩农田已流转99.7%,农民保底租金收入每亩每年600元;巴城镇56%的农户已集中居住,8.2万亩基本农田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大舞台。   苏州市委副书记徐建明强调指出,昆山市“三化”发展充分,要大胆创新谋求更大突破。要在制度上创新,探索各种有效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搭建平台,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要尝试推进区镇合一,打破地域行政界限。   10.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协阳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例如,41791起土地流转案例中,签订规范合同的仅4223起,占10.1%;签订不规范合同的3137起,占7.2%;不签合同的34431起,占82.7%。一些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合同内容不完善、特别是租金约定不合理的,流出方或流入方常常受到利益驱动单方面毁约,引起矛盾和纠纷。   又如,一些承租方在租赁农地后,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开矿、建厂甚至用于房地产开发,成为建设用地。这种流转被称作“黑色流转”,对保护耕地危害较大。   再有,土地流转的规模不大,土地集中连片困难,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许多企业或业主在农村租赁土地都希望能够集中连片,便于实施机械化耕种。但由于不同农户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常常导致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因个别农户不同意而难以成功。   【问题】   给定资料介绍了当前农村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些做法及其利弊。请针对重庆市石堰镇农民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做法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给出你的解决思路。   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有针对性,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 (十九)  【给定资料】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某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某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  【问题】  假如你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给定资料”,针对春运难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 (四十)  【给定资料】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人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其中,深圳民工缺工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工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常常体面,又有各种良好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民工们都沾不上边,当然社会有分工不同,大学生大多吃的智力饭,而民工几乎全是体力活,可比性不高。而现实生活中,民工们的生存现状却无法与大学生相提并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住的都是工棚,横七竖八蜗居一室。吃的是快餐,最可恨的是到了年终,有的老板不付工钱,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农民工却无可奈何。大学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的专题。而据报道说: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这么多空缺的工作机会等着大家,农民工们愿不愿意再次出门呢?  从金融危机前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订单荒”,到如今“民工荒”又重袭东南沿海,人们为农民工失业心忧,也为“民工荒”发愁。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都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00多万,GDP增长10%以上才能保证新增就业人数充分就业,每年有接近700万大学生毕业,40%以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中国18亿亩耕地,供50岁以上的半老人和老人种可能还不够,农村季节性休闲者少时不少于1亿,多时不少于2亿。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中国有“用工荒”?如果一定认为中国有“用工荒”,那可能是别的“荒”导致的。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和订单生产地相距遥远,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低,加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其次,劳动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畸形发展,导致了劳动者的消极就业。  应对民工荒要政企联手,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都无法支付不断增长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实现。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还包括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用工数量。作为为企业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专家议论道:美国等国为什么没有“民工荒”一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工,哪来的“民工荒”?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所以,问题的根子,就在“农民工”三个字!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们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么?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按照劳动法规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调查中,发现欠资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7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赋予了和谐劳动关系更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倡导重人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谐统一。日本企业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成功就在于他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仁爱”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人和”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协作,力求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文关系。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毅然离开。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受到义务教育的种种歧视。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学龄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一项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今年10月2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称,民工荒的出现是某一个时段的、结构性的,局部区域的现象。一是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能够适应于岗位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另一个因素是,我国对外贸易有所恢复,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使得短期内用工增加比较多,导致一段时间招不到工人的状况出现。我们认为应该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使劳动者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专业技术,这对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关注企业用工的变化情况,加强对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信息的披露力度,避免劳动者盲目流动的情况出现。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社会实际,谈谈作为农民工输入地A市劳动部门(即用工主管机关),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民工荒”。  要求: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措施得当,具有可操作性;限500字内。

问答题 (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Z县L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  据调查,事故发生时,校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左道逆行,同时两车都是超速行驶,其中幼儿园校车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时速达80公里;幼儿园存在私改车辆问题,其将9座车辆改为无座,车中孩子一部分用小板凳坐着,一部分站着。  该市委宣传部J称,发生如此惨重的交通事故,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责任的。“‘小博士’幼儿园校车长期超载行驶,作为监管部门难道没有发现?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交警部门主管人目前已经停职接受调查。”J说,除了交警部门外,教育部门在管理上也有监督不力的现象存在。“正因为这样,Z县教育局局长及Z县分管副县长也受到问责,停职接受调查。”  网友“东风破”:2011年1月,X市的一辆客车与一辆三轮校车相撞,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5月,H县某幼儿园使用报废无牌车辆接送孩子,致使一名6岁女童身亡……校车安全,不容忽视啊。  网友“爱谁谁”:2010年7月1日,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正式实施,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的安全要求。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接送学生车辆不符合“校车标准”,有的是农用三轮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报废的普通客车。这些车辆本身不是专门为接送学生而设计,从安全性能上来说,远远不能保护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学生。  2.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2月11日公布《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规定校车享有“路权优先”等三项优先权。  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表明,绝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校车上路的“路权优先”问题,而是有无校车的问题。  让广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孩子都能坐上安全的校车,看起来很难,因为一来学生们可能居住分散,二来很多地方认为财政困难,买不起校车。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3.2011年9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该《条例》要求,对校车安全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实施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据介绍,沈阳市农村现有学校302所,开通校车的学校215所,目前农村校车为1709辆,由于地域等原因,3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一次,50%左右的车辆需往返2到3次,20%的车辆需往返3到4次,即使这样,还有7000余名学生无校车可坐。  W代表认为,近几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撤并,城市中小学择校生增加,中小学生上学路远的矛盾凸显,校车随之产生,这是义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搞好义务教育,必须解决校车的问题。W代表建议,沈阳可以成立校车管理中心,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管理收费。另外,政府对校车要严加监管,选用质量好的车,雇用驾龄长、技术高的司机,车辆、人员要上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Z代表认为,校车安全问题,除了注意车辆本身的质量,还要重视对校车的监管问题。校车究竟该由谁管,教育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还是公安部门?目前,交通、公安、教育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但又各自为政,组织协调存在实际困难。  F代表主张,从法律上保证校车在行驶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校车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机动车行驶中遇校车或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校车应当让行”等,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等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中存在的校车安全问题,请你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要求:所提建议具体,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 (三十四)  【给定资料】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的内容,就“羽绒企业怎样与国际接轨”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协会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300字左右。

问答题 (三十七)  【给定资料】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以《厂厂包社对口支援——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为题的社论,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概念。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由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有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虽出自计划经济年代,却是应对突发灾难、推动社会平衡发展的法宝,永远不会失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对口支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已经由单向援助变为双向互动,援助内容由资金、物资延伸到项目、人才、文化、科技、精神等领域,援助渠道由单纯的官方运作掺进了市场与民间的力量,援助形式由“交支票”“交钥匙”发展到产业扶持、互惠合作。  有学者发表文章提醒说,在中央政府作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决策,各地各单位对援疆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千军万马、一哄而上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受援地的环境承受力、市场承受力和基础设施基本供给的承受力,在项目的确定上做到三个防止:一是防止重复建设,二是防止盲目跟风,三是防止鱼龙混杂。受援地的工作也要稳妥跟进,从制度和程序上维护援建秩序,保证援建质量。通过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科学援建。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学者针对援疆立项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提出了科学援建的问题,这在其他对口支援工作中也是适用的。你认为支援方和受援方各应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立项的盲目性,从而保证科学援建呢?  要求:整体观照,思路清楚,操作性强,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问题】  给定资料中反映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假定你是某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安排你处理此事,请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