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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考类 | 地方公务员

单选题 (  )。

A

6

B

7

C

8

D

10

单选题 2,33,244,1025,(  )。

A

2343

B

3225

C

2670

D

3126

单选题 , ,4,(  ),256。

A

8

B

C

D

问答题 (三十一)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 (二)  【给定资料】   在当今的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行,则不打自败,这是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学者对努力发展当今中国软实力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共同认识。   此次研讨会指出,当下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中华民族悠久恢弘的传统文化上,而很多场合我们自己也是习惯于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   国外有评论说,“假如中国一直都做类似杂技、书法、太极拳之类的表演——这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人们很喜欢,可是,把这么有意思的、全面的、复杂的中国,就用杂技和书法来解释是很可笑的”。   而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   实际上,人们更应该看到以简单方式让世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重要性。在现代激烈的文化竞争中,不能仅靠既存的传统,而必须创造传统的新生,否则,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式的心态”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发展,而这显然是可笑的。   人们可以认同蓝皮书观点:“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这样,效果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   【问题】   “给定资料”的画线部分写道:“国内一些地方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字左右。

问答题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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