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给定资料】 1.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 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 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 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 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 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2.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 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入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 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3.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 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 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入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 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4.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 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 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也没有出现明显内涝。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1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5.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入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 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 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 “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5”提到的外国以及我国部分城市先进的排水经验,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排水治理的具体措施。 要求: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300字左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明确规定:“即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这是清朝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
无证擅自从事瓶装燃气经营活动的,燃气管理部门依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四十四条可以给予何种处罚。()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这首儿歌属于()。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四十四) 【给定资料】
1.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
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
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
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
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
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2.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
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入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
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3.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
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
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入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
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4.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
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
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也没有出现明显内涝。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1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5.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入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
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
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
“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5”提到的外国以及我国部分城市先进的排水经验,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排水治理的具体措施。
要求: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300字左右。
(四十四) 【给定资料】 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l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请解释“恶性循环”的含义,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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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八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净值的30%,工业净增加值的50%,来自于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1996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56%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新增产值的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如目前我国的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因而,经济学家吴敬链曾指出:几十万个国有和乡镇政府所有的中小企业的放开和搞活,将是近期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中小企业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我国各级政府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在我国的县域经济中,中小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小企业的发展,直接为地方财政提供税源。事实上,哪个地区的中小企业效益好,那里的财政收入就比较宽松,群众的负担就比较轻,干群关系就比较协调,社会稳定也有了牢固的基础。 2.李先生是一家包装制品公司的总经理。1993年开办了这家民营小企业,从糊信封、做手提袋开始一点点奋斗,现在拥有员工60多人。 “我们是跟纸打交道的,如今这个行业的利润就跟纸一样薄。”李先生叹气说,每种颜色每令纸的印刷费收入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元左右降至目前的15~18元,而纸张、油墨、人工的成本嗖嗖往上蹿,20年前每月花300元就能雇到一个不错的印刷工,现在印刷机长的月工资得开到8000~10000元,普通工人也要三四千元,足足涨了10倍多。“这样一来,挤压的只能是利润,我们现在净利润率不到5%。” 一年摸爬滚打下来,李先生的公司能赚120万元左右,但他掐着指头一一算来:“17%的增值税,每年本应交50~60万元,由于我这里安排了13名残疾人就业,每人每年能享受3.5万元的退税,因此只需交20万元左右;25%的企业所得税,每年12.5万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每年5~8万元;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每年30万元。算下来,每年得交70万元税费。到手的净利润只有50万元,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费!” 李先生说,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往往比大企业还高。“比如,我们买纸张常常是根据订单情况零星采购,今天买几百张,过些天又买几百张,而大企业至少要够几吨才卖给你,并且要求交现金。于是,我们只能向小企业买纸,而他们一般没有增值税进项发票,无法用来抵扣成本,无形中我们的增值税就会多交20%。这种现象在加工型中小企业中比比皆是!” 江先生是一家生物化学技术公司的财务总监,这家拥有200名员工的民营小企业诞生于1991年,生产饲料添加剂和日化产品添加剂。说起企业,江先生满脸红光:“以前国内不能生产饲料添加剂。只能从欧美进口,价格奇高。自从有了我们这样一批企业,饲料添加剂的价格下降了2/3。别看我们只有这么点规模,但两大主打产品的市场份额在国内已跻身前三名,每年还有500吨产品打入欧美市场,是不折不扣的高新技术企业。” 然而,说起税负,江先生的眼神就略显黯淡。这家企业一年要缴纳200万元所得税、300万元增值税、50万元营业税、35万元流转税附加、15万元的印花税、契税,还有330万元左右的社会保险费。“这930多万元的税费约占公司税前利润的48%。幸亏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如果没有这条,税费肯定超过利润的一半!” 江先生说,按照国家规定,生产饲料中的大部分原料和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等都是免税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必须首先到饲料部门检测,1个品种交1000元检测费,20个就是2万元,约需一周到半个月,通过检测后还要到税务部门去审批。“从检测到批下来,一般要两三个月,北京快一点,也得一个月,有的地方甚至说:‘你先生产吧,我们这里下半年才批。’可是其间要按17%的税率缴增值税,这些产品的利润率也就是10%左右,这段时间我们究竟是做还是不做?” 对于刚预缴申报完2012年第三季度公司所得税款的G省一家建筑公司财务经理刘女士来说,能在每季度预缴申报税款时,多跟税务机关争取点,预缴时少申报一点税款就意味着年底在进行全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为公司多争取点利益。 刘女士透露,假如全年建筑工程应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是500万元,而税务局全年预征了600万元,那项目完工后合并纳税进行年终清缴,预征的多余税款公司基本上也“不敢”要回来。只能将多余税款转到下一年度。 “你想要拿回来,也可以,走申诉流程吧。这申诉过程很复杂,往往让你得不偿失。”刘女士表示。而按规定多余税款可以划入来年抵扣,但这会占用公司资金,也会加重财务负担。“公司如果去税务机关申诉,税务机关会以公司少报利润等为由,跟公司慢慢查账,所有收入支出凭证都要拿出来,哪些不可以抵扣,哪些是假发票等,到这一步公司会很麻烦。”刘女士表示,况且建筑企业往往在多地开展项目,如果因为某个项目而动全盘的话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问题】 “给定资料2”反映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假设你是某省地税局相关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1~2”,草拟一份《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情况报告》的内容要点。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