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 (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成为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
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6.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韵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是经营好企业,为员工、股东创造价值,其次才是从事慈善等活动。相对于“陈光标式”高调慈善、现金慈善,“曹德旺式”苛刻慈善更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且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高效运作,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慈善模式。
【问题】
联系对比“给定资料5、6”中提到的“曹德旺式”慈善和“陈光标式”慈善,你赞同哪一种形式?并分析指出你赞同的原因。
要求:分析合理,表意清楚,逻辑严谨。字数在400字以内。
(三十九) 【给定资料】
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事实上,对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我国公众充满了担忧,至于如何防护核辐射,大家又十分无知。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导致人心惶惶;正因为人心惶惶,传言才有了市场。针对碘盐是否能够防辐射这一问题,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而就在不久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H认为,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全盐。中国疾控中心去年曾发布《核事故防护知识要点》,对核污染的防护常识作了详细阐释,但熟知“要点”的人很有限,了解相关内容的人更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Z对记者说,当前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神医”让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Y表示,“这种欠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还有有识人士指出,危险本身就是机遇,政府应当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唯有如此,当再次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家才能冷静面对,采取恰当措施。
【问题】
“给定材料”写道:“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你对民众抢盐行为的看法。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犯消防责任事故罪,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九)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某班主任经常私拆学生的信件,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有不良行为,掌握学生思想现状,班主任的做法()。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三十九) 说明:阅读下面这篇文字,阅读后,请将其缩写成一篇短文,字数不得少于600。以复述为主,不需加入自己的观点。全部考试时间为45分钟:阅读时间为10分钟,阅读时不得抄写记录;10分钟后,试卷由监考人员收走,开始书面表达,时间为35分钟。
荷兰孩子一年过三次生日 通常,孩子的生日在荷兰是要隆重地庆祝的。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一年得过三次生日。第一次是生日的当天,得在学校里和班级的同学老师一起过。老师会给过生日的孩子用彩纸做一个漂亮的皇冠,上面通常要醒目地写上他今年几岁。孩子的父母那天得准备好招待小朋友的蛋糕糖果,并且装饰得特别喜气洋洋地送到学校。那一天,这个孩子就是班里的小太阳,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小朋友们围着他又是唱又是跳,完了还要振臂高呼“呼啦呼啦”。然后“小太阳”给大家分发点心糖果,最后还可以挑选出两个最亲密的伙伴,陪他(她)去各个班级巡游一番,接受众人的祝福。
第二次,是所谓的生日聚会,要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和他们的孩子,除了点蜡烛、吃蛋糕、吃饭以外,收礼物是个兴奋的环节。那么第三次呢?那是所谓的“小生日聚会”,就是孩子可以邀请他最喜欢的三五好友,招待他们去一个好玩儿的地方“潇洒玩儿一天”。当然由过生日孩子的父母负责接送并掏腰包。这第三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四五岁的孩子就琢磨着邀请谁出席,如何写邀请卡片,并合计着一起去哪里玩耍。如果一个孩子一年中收到的邀请卡多,就说明这个孩子朋友多、受欢迎、会交际。
不巧的是,我家儿子出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漫长的暑假使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落了空。邻里四下空荡荡静悄悄的,亲朋好友远在天边度假,所以儿子从来没有体会过一次热闹的生日场面,除了班级里的生日——那是不会漏掉的,老师会在放假前把所有暑假出生的小朋友的生日庆祝仪式全部处理完毕。
那一个星期,天天很热闹,轮番上阵,像赶场子一样。至于其他的两项嘛,就要看家长的自觉性了,是提前操办,还是事后补办?这是一个问题!我家的情况,不好意思,就常常是不了了之。小男孩儿也大大咧咧的,不计较这些,于是我们就这样混掉了几年。
今年的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使我们无法再继续蒙混过关。儿子这一年中也被邀请参加了几次别人的生日聚会,算是有了朋友,因此放假前就有那些朋友的家长不停地来询问:“你儿子的生日在假期中间,可是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他的生日会呀?我们马克、威廉、托马斯还等着邀请卡呢!”看来不办都不行了。我只能感叹儿子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人一有了社会关系,事情就不简单了。就像有一张网,网住了你,监督着、规范着、制约着你的行为,使你不能为所欲为。礼尚往来,游戏规则,你还想赖账吗?在过夏天的生日这件事情上,再没有理由懈怠,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提前一个月给他举办了“生日聚会”。假期之后,又在同样的社会监督下,举办了“小生日聚会”,轰轰烈烈了一场。孩子非常兴奋,于是我们也感染上孩童的喜悦,忙前忙后还挺高兴,并深刻认识到“以前太疏忽了”,决定悔过自新。(1101字)
(作者:章因之,选自《都市文化报》2007年11月1日421期,有改动)
《法国民法典》第六百三十九条规定:"役权发生于地点的自然情况,或法律所定的义务,或数个所有权人间的契约。"规定地役权取得的方式是()。
第三十九回,贾母笑道:“凤丫头别拿他取笑儿。他是乡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搁的住你打趣他。”“他”指的是谁?()